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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苦笑：“科学有国界吗？”
“在理想中没有，但在现实中会有。”曼因斯坦坦诚地说，“你的成功，让很多人感到威胁。不仅是学术地位，还有背后的利益，制药公司、医疗设备商、既有的治疗体系。系统调节理论动了很多人的蛋糕，你的每一次颠覆性的创新都会扰动这些既得利益者。”
“教授，你不是一个人。”曼因斯坦坚定地说，“我和很多欧美学者都支持你。我们正在联名撰写一份声明，支持系统调节理论的科学价值，谴责任何形式的盗用和歪曲。这周末会在《科学》《自然》《柳叶刀》同步发表。”
“谢谢。”杨平真诚地说。
“不，我们应该要谢谢您。”曼因斯坦说，“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科学家如何同时保持对真理的执着和对社会的责任。”
通话结束后，杨平站在窗前，久久不动。窗外，研究所院子里那棵巨大的榕树在阳光下舒展枝叶，几只麻雀在枝头跳跃。
科学、利益、伦理、法律、国际关系……这些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让原本单纯的科研工作变得如此沉重。
科学是纯粹的，但是科学界不纯粹！
傍晚，张林带来了全球舆论的最新动态。
曼因斯坦教授提到的联名声明提前泄露了，在学术圈引起震动。目前已有超过两百位国际知名学者签署，涵盖免疫学、肿瘤学、神经科学、代谢病学等多个领域。声明中有一段话被广泛引用：
“系统调节理论代表着医学理论模式的重大转变。任何前沿科学的早期应用都伴随风险，但这不应成为阻止探索的理由。我们支持杨平团队对科学伦理的坚守，谴责任何盗用科学名义伤害患者的行为。科学的未来在于开放合作，而非狭隘保护。”
《自然》杂志将配发社论，标题是《科学的良心：当探索遇到边界》。
与此同时，三国案件的更多细节通过合法渠道逐渐披露。公众开始理解，那些受到伤害的患者不是因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有人故意歪曲和简化了理论。
“舆论彻底逆转了。”张林展示着社交媒体数据，“现在的主流声音是支持我们，并要求严惩盗用者。还有患者权益组织发起联署，要求加强前沿医学技术的监管。”
唐顺补充道：“更实际的是，之前那些怀疑我们的合作机构，现在主动联系要求加深合作。他们看到了我们的严谨和责任感。”
杨平没有太多喜悦，他知道，舆论如潮水，今天可以涌向这边，明天可能就退去。真正重要的是乐乐床边的监测数据，是那些还在接受调查的受害者，是系统调节理论下一步该如何完善。
次日，杨平在办公室召开了团队会议，这次不是危机应对会，而是真正的科研讨论会。
“基于过去七天治疗乐乐的全过程数据，加上三国事件暴露的问题，我有几个想法。”杨平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大圆圈，代表“系统调节理论”，然后从圆圈引出三条线。
“第一条线，理论深化。”他在第一条线旁写下：“稳定性的数学定义”。我们目前用多项指标综合评估系统状态，但这是描述性的。能不能建立一个‘系统稳定指数’，像地震的里氏震级那样，用一个数值量化复杂系统的抗扰动能力？”
蒋季同立刻回应：“就像工程学里的‘鲁棒性’和‘弹性’概念。系统不仅要在静态下平衡，还要保持动态平衡。”
徐志良加入讨论：“这需要……大规模的患者数据。不只是……乐乐的，而是不同疾病、不同年龄、不同遗传背景的人群在健康状态下的‘系统基线’。然后……我们才能定义什么是‘偏离’，以及‘偏离多少’需要干预。”
“所以这是长期工作。”杨平在第一条线下注明：“需要3-5年，多中心合作”。
“第二条线，”他指向第二根线，“也是最紧迫的：前沿医学理念的安全转化体系。”
白板上出现了几个关键词：培训、认证、分级实施、持续监督。
“这次三国事件暴露的根本问题是：当一个新的医学模式出现时，如何确保它不被误用？”杨平转向团队，“我们发表论文、做学术报告、开研讨会，但那些真正想应用的人——医生、诊所、生物科技公司——可能没有足够的训练。他们试图用‘旧地图’走‘新地形’，结果就是迷路和事故。”
宋子墨点头：“伯格提供的‘简化版方案’，本质上是把系统医学强行塞进传统药物开发的模具里。但系统调节不是一种药，而是一套方法，一套理论，需要实施者理解复杂系统的基本原理。”
“所以我想建立一个‘系统调节临床实施认证体系’。”杨平清晰地说出这个构想，“不是商业培训，而是公益性的、严格的教育和评估体系。分为几个层级：基础理论认证、专科应用认证、高级动态调整认证。只有通过完整认证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才能获得我们的完整技术方案支持，包括访问我们开发的监测分析平台。”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个想法的分量。
“这会是巨大的工作量。”宋子墨终于说，“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考核标准、国际法律差异、持续监督机制……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团队，全职工作三年才能建立雏形。”
“还会涉及利益冲突。”小五务实地说，“如果我们认证某些机构而不认证其他机构，会不会被指责垄断？如果我们收费，会被说商业化；如果不收费，如何维持运营？”
杨平早已思考过这些问题：“所以它不能只属于我们。我建议联合曼因斯坦教授、以及声明中其他国际学者，共同发起一个‘国际系统医学转化联盟’，以K疗法的培训为基础进行拓展，作为中立非营利组织运作。认证标准公开透明，培训材料开源共享，实施过程接受第三方监督。至于费用，可以采取分级模式：低收入国家免费，高收入国家收取成本费，盈余用于支持前沿研究和患者援助基金。”
他停顿了一下，看向窗外渐暗的天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系统调节理论能帮助更多人，就必须建立确保它被正确使用的体系。否则，今天有伯格提供简化方案，明天还会有其他人。我们不能每次都在伤害发生后补救，而要在伤害发生前设防。”
“第三条线呢？”唐顺问，他一直在做记录。
杨平在第三条线上写下两个字：沟通。
“科学家需要学会与公众对话。”他说得缓慢，每个字都有重量，“系统调节理论对普通人来说太抽象，这给了投机者曲解的空间。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向患者、向公众、向政策制定者解释，做出持续的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