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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水北岸，坐镇中军的卢国公程咬金见到盖牟城背后的冲天烟雾，果断命令麾下兵卒冒着敌军在对岸疯狂抛射的箭矢强渡辽水。
此处辽水河道宽阔水流充沛，给强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右武卫兵卒乃是唐军当中的精锐部队，在程咬金统御之下训练有素、战力剽悍，任凭敌军的箭矢飞蝗一般在河道之上乱窜，却依旧有条不紊的构建浮桥。
盖牟城的高句丽守军不知身后这股敌人数量多少，不敢弃城而出阻挠唐军强渡辽水，守将只能坚守不出，以少量兵卒前出至辽水沿岸以弓箭延缓唐军之进度，一面赶紧派遣斥候探知身后这股唐军之虚实，一面派人飞速前往怀远镇、白严城、玄菟城求援。
高句丽军队的箭矢无法对身着重甲的唐军工兵造成太大伤害，又不敢弃城出击，只能眼看着唐军用了一个上午的功夫在辽水之上搭建起三座浮桥，一队一队阵容鼎盛杀气腾腾的兵卒渡过辽水，进逼盖牟城。
原本希望依托坚城能够有效阻挠唐军渡过辽水的战略，在背后忽然出现一支唐军腹背受敌之后，彻底宣告失败。
而这个时候，大唐的使者甚至尚未抵达平壤城，向高句丽的宝藏王递交国书，正式宣战……
事实上，对于“宣而后战”亦或是“不宣而战”，政事堂与军机处曾有过一番争论。
自古以降，但凡大国出征，都要堂堂正正，甚至双方约好时间地点，公布兵力多寡，然后公平公正的开战。胜者固然不得得寸进尺虐杀敌军兵士、趁机占领敌国土地，败者也应当投降撤军，履行之前约定的一些列战争条件。
然而至春秋之时，王室崩颓诸侯当道，战争指令再非由王来颁布，而是诸侯之间私自出兵，战祸频仍，为达胜利不择手段。
所以“春秋无义战”，孙武会说出“兵者，诡道也”这样的话语。
从此之后，所谓的“宣而后战”便逐渐消失在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中，“兵不厌诈”成为战争方式的主流，影响深远，但是在对外战争的时候，却往往保持着“正义”之传统。
中原王朝赫赫天威，乃是天下宗主，以上击下、以众凌寡，战无不胜，岂能“不宣而战”损害天朝威风，学那不义之行径？
说白了，就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之威仪，战争之前先公布战争的理由，历数敌国之罪证，得到舆论上的支持，然后名正言顺的将国书递交至敌国，严厉谴责一番，然后调集军队开赴前线，在敌国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的将其击败。
至于是否会因此使得敌国获得更多的准备时间，导致本国在战争当中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不需要考虑的。
中华上国，礼仪之邦，就算是吃了亏导致更多的兵卒无辜丧生，只要维持住了颜面，些许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反正也用不着满口“孔孟之道”的士大夫们提刀上阵，亲自面对敌人的箭矢利刃……
但是这一次，是李二陛下力排众议，决定不宣而战。
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征伐高句丽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他个人的宏图霸业，更是为了帝国消除盘踞辽东的隐患。
谁都知道高句丽日渐强盛，从曹魏之时毋丘俭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开始，直至隋炀帝三次东征，都是为了铲除这个可能危及中原王朝统治的“恶邻”，然而不知多少汉家儿郎埋骨辽东大地、血染白山黑水，却始终未能将其彻底击溃。
高句丽必须灭，这几乎是隋唐两代朝野上下的共识，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征讨不臣、覆灭敌国，这就是正义之战。
既然战争的性质已经被定性，又何必在乎其中的手段？
隋炀帝倒是调集举国之兵，堂堂正正的递交国书之后宣战，可又有什么用？战争的结果是失败，那么所谓的“正义”也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同样的道理，只要能够击溃高句丽，使得战争当中兵卒的损耗降低，“不宣而战”又能如何？
自古以来，可没有任何一个番邦蛮夷侵入华夏之时，事先宣战过……
于是，便定下了毋须李二陛下御驾亲征抵达辽东之后再行开战，而是可以由平壤道行军总管英国公李绩坐镇辽东，伺机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高句丽辽水防线的战略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