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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的意思大家不懂，大唐没有“周”这个时间单位，但是从京兆府内部传出的消息，京兆尹房俊是按照每七天一期来发行这份报纸。
赔掉五百贯，一个月就是两千贯，一年就是两万五千贯……
可是这个数字在一般人看似巨大，与房俊动辄百万千万贯的生意差距又着实不成比例，大家只能暗骂一声：真特娘的有钱任性！
任性吗？
房俊不觉得。
因为这远远不是他预期之中《贞观周报》的规模，早在年前，一套套的印刷活字便经由驿站运往大唐所有有房家生意驻扎的城市，然后每一个城市都会成立一个报社，将《贞观周报》发行天下。
最初的预计，他要将《贞观周报》的发行量推动到全国的十万份！
按照长安人士的估算，房俊每年将会赔掉二、三十万贯的巨款……
事实上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竹纸的造价远远没有外界流传的那么昂贵，人们更没有认识到活字印刷术的便捷和低廉。实际上《贞观周报》的成本也不过就是五文钱左右，房俊有的是办法使之成为操纵舆论导向之利器的同时，亦成为一大敛财的法宝……
当然，与孔颖达的文章相比，已经没人去在乎什么钱财了。
这是一个知识嫉妒匮乏的年代，亦是一个信息传播极其缓慢的年代，读书基本靠抄，一本大儒注释过的书籍典册会轻而易举的成为一个家族的传家之宝，非是嫡传子弟不能读阅……
关中儒生学者尽皆竞相研读，居然导致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洛阳纸贵！
市面上的《贞观周报》经过一个上午的疑问、不解、旁观，在人们发现孔颖达的文章之后迅速炒热，所有能够收集的报纸都被世家门阀甚至是寒门学子抢购一空。
没有得到报纸的人甚至会领着二斤熟肉一坛老酒厚着脸皮到亲朋好友的家中借阅摘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出自《尚书·五子之歌》。这篇歌词是大禹的五位孙子在被放逐途中回忆皇祖训诫、抒发怨愤之情的文章，文章首句就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意思是祖父曾经训示我们说：人民可以亲近，不可以轻贱失礼。人民是国家的根基，人民安定了，君位就稳固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虽说此训不一定都是夏禹原话，极有可能只是民间学者杜撰出来借助圣贤之口而传播，但这的确反映了古代华夏最早的民本思想。
孔颖达在文章中详细的阐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含义与影响。
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是“天命”论笼罩下的民本思想，属于“天命顺民命”的类型。统治者认为君权是天命赋予的，但天命是顺从民意的，如果统治者不体恤民力，不修德政，天命就会根据民心所向转移到新君那里。
如《尚书》之《五子之歌》《汤誓》《泰誓》三篇文章，就代表了夏禹、商汤、周武三王的民本思想。
商汤在讨伐夏桀之罪的《汤誓》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的《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正因为统治者明白天命顺民命的道理，所以统治者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尤其是“小国周”统治者从“大国商”的灭亡中总结了历史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夏商时期的民本思想。
如《尚·蔡仲之命》就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是不分亲疏的，他只辅佑有德之君。民心也无常主，他只归附于爱己之君。
这也成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来源。
孔颖达在文章中旁征博引妙笔生花，详细阐述了民生为本的理念，看得一众学子儒生官员贵族如痴如醉，深刻反思。
就连稍稍识得几个字的百姓亦是鼓掌叫好。
当世大儒孔颖达这可是再为天下的百姓发言，怎么能不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