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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杨荣在港城创办财务公司，主营客户资金拆借，兼营债券与股票交易，就此积累下人生第一桶金。
和牟齐中一样，杨荣也敏锐察觉到，国营企业的资本变革，是攫取时代财富的绝佳机遇。
不久后他得知，沈阳有一家汽车厂，自1988年起对外发行一亿元股票，可时隔一年多，股票依旧无人问津、滞销严重。
彼时国内汽车行业处境艰难，市场普遍不看好，人人避之不及，可杨荣却能看准时机果断出手。
1991年，他拿出一千二百万美元，收购这家沈阳汽车厂40%的股份。
随后又通过组建合资公司、股权置换等一系列复杂操作，将持股比例增持至51%，成为绝对控股方。
而且为了合理避税，他并未以个人名义持股，而是在太平洋百慕大群岛注册项目公司，通过这家离岸公司实现控股。
1992年，这家离岸公司成为首个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华夏概念股，在此之前，从未有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实现海外上市。
杨荣不仅创下了历史，更凭借“史无前例”的噱头，该公司在纽交所获得35倍超额认购，成功在海外融资七千五百万美元。
此后，他又凭借一系列精妙的资本运作，打造出多家分别在纽约、香港、上海上市的企业，外加大批非上市关联公司，商业版图迅速扩张。
说实话，抛开迥异的商业运作方式不谈，牟齐中与杨荣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类人。
他们都精准抓住了国家经济转型的风口，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商业嗅觉，牢牢把握住了时代机遇。
他们的行事手段，都充满了争议，如同在烈火中取栗、怒海里冲浪，赌性与魄力并存。
而两人的结局，也近乎殊途同归，最终都黯然落幕，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独特注脚。
牟齐中的一生大起大落，在富豪与囚徒的身份间反复切换。
杨荣则在2002年因经济问题涉案，最终流亡海外，销声匿迹。
不过话说回来，有人精明投机，就有人踏实苦干，人群分布向来遵循正态规律。
虽然有人偏爱冒险逐利，但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东方大国而言，更多的普通人，始终在埋头苦干、脚踏实地。
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十四个年头，国内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而最直观的标志，便是“华夏制造”一步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
同样是1991年，欧共体宣布对共和国生产的小屏幕彩电征收反倾销税。
据欧共体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欧洲从共和国进口小屏幕彩电仅五万五千台。
到1988年，这一数字暴涨数十倍，飙升至一百二十五万台。
我国出口的彩电占据欧洲16.9%的市场份额，且增长势头依旧迅猛。
于是为了抗衡来自华夏的彩电竞争，欧美本土厂商不得不降价30%，依旧难以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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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共和国对美贸易顺差攀升至九十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对美贸易顺差国。
这就意味着，每年有九十亿美元的资金从美国流向华夏。
虽说我国产业层级暂时比不上日本的家电、电子等高精尖产品，在各类出口商品中，我们主要是纺织产品成为出口创汇的核心品类，撑起了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
但清晰的趋势已然显现。
一个世界级的制造工厂，正在华夏大地上缓慢崛起。
另外，也不能忽视外企企业和合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贡献。
就像华夏皮尔卡顿公司，由于占着法国品牌的优势，借助华夏人工成本低廉的便利，作为最早扎根共和国的合资企业，也顺势成为助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外贸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在宁卫民和邹国栋的双重努力，皮尔卡顿公司不但成衣出口规模节节攀升，对欧洲和日本的服装厂商出口面料，或者根据订单加工，也成了贸易大宗。
不同于牟齐中剑走偏锋的投机生意，皮尔卡顿公司的海外贸易之路，走的是稳扎稳打的实业路线。
彼时国内纺织业正面临产能过剩、内需疲软的困境，大量国营纺织厂积压的面料、成衣无处消化。
而合资属性的皮尔卡顿公司，恰好借助合资企业的优势，打通了国内积压产能与海外高端市场的通道，既解决了上游厂家的库存难题，又能凭借低廉成本在贸易中轻松套利。
完全可以说，皮尔卡顿华夏公司在国内，几乎成了除官方以外的最大纺织品出口中间商。
从利润层面来看，1991年全年，皮尔卡顿公司的海外贸易净利润突破三千二百万元，这在当时国营企业普遍亏损、民营经济刚起步的年代，无疑是天文数字。
可即便如此，明眼人都能看出，纺织、彩电这类实体产业出口势头再迅猛，终究逃不开低溢价、高竞争、高风险的桎梏。
有时候看似赚得热闹，实则利润大头被海外渠道掐在手里，还时刻面临反倾销税、贸易壁垒、价格战的威胁。
这么相比之下，就不能不说宁卫民另辟蹊径走出的文化出口路线，才是真正看透了时代本质、避开了所有明枪暗箭的高明选择。
他做的海外中餐厅、跨国影视项目，看似和传统的“华夏制造”不沾边，实则是无实物、高溢价、低风险的隐性出口，是比成衣、家电更高级的文化输出，利润空间和长远价值，远非传统实业能比拟。
更关键的是，文化出口的抗风险能力不但远胜传统实业，而且文化产品的溢价空间没有上限。
一件成衣、一台彩电的价格有市场定价，可一部电影、一家特色餐厅的价值，却能随着口碑水涨船高。
宁卫民的布局，看似不接地气，实则精准踩中了时代痛点——别人还在赚辛苦的加工费，他已经开始赚文化溢价、品牌价值的钱。
别人还在和海外厂商打价格战，他已经跳出了竞争泥潭，开辟了全新的赛道。
在那个全民扎堆做实业、搞外贸的年代，宁卫民的选择显得格外另类。
可这份另类，恰恰是他远超同时代商人的商业智慧。
他没有跟风挤实业的独木桥，而是把文化变成了商品，把软实力变成了真金白银，这种隐性的“华夏制造”，不仅利润更高、风险更小，还能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华夏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于商于国，都是双赢的选择。
远比一时的投机暴富、薄利多销，走得更稳、更远。
所以从法国回到华夏之后，宁卫民在国内的工作重点也仍然聚焦在了这些看似只是“娱乐大众”的事情上。
尽管对于那些只认“以农为本”和“大国重器”的人来说，他的事业发展方向好像是走歪了。
或者是说，多少有点不务正业，白瞎了这么好的时代机遇。
但宁卫民知道，他的选择只是太超前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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