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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维拉总督表现得极有诚意，但此时高振炘却摆起架子来了，怎么说都不肯亲自再去一趟，只派出高木三和朱应枫两人前往，代表他与德维拉总督继续谈判。
高木三只是个高务实的家丁，甚至在家丁中都只能算中游的地位。朱应枫虽然也无爵位可袭，但到底出身比较高贵，伯爷爷是老成国公，亲爷爷是前锦衣卫大都督，因此高木三主动把“主位”让给了朱应枫。
朱应枫倒也不客气，不仅坐了主位，还直接让通译向德维拉总督表明，说他朱某人出身大明数一数二的“公爵世家”，自己此前还曾在皇帝陛下的亲军服役多年云云。
德维拉总督一听，顿时肃然起敬——公爵世家，这在欧洲可不是闹着玩的，倘若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话，大抵就相当于选帝侯家族出身了。
而且这位先生还“在皇帝亲军服役多年”，换在欧洲的话，岂不是接近于陛下的侍从武官？了不得啊，这可是皇帝陛下的亲信！
显然德维拉总督陷入了思维定式的怪圈，他哪里知道锦衣卫这个“皇帝亲军”其实是个“秘密警察”的身份，而朱应枫的所谓“服役多年”，不过是挂名在锦衣卫拿一笔俸禄，他本人甚至连锦衣卫南北镇抚司衙门都没去过几回。
不管怎么说，德维拉总督还是连忙起身行了个贵族的脱帽鞠躬礼——这位总督全名是圣地亚哥·德·维拉，中间这个“德”意味着他是一位贵族。贵族自有贵族间的礼仪规矩，尤其此时他已经切实感受过了“明军”的强大，这一礼行得算是态度端正。
朱应枫很是满意，也起身一揖，然后道：“受振炘司令委托，我与木三舰长代他与你等商谈马尼拉城投降与贵国战俘释放等相关事宜。”
朱应枫这番话说得还有点“西式”，原因是他在日本跑海贸时曾经和葡萄牙人打过交道，对于这些东西有基本了解。
其实历史上明清两朝虽然时间上一前一后离得不远，但在对外交流的心态上而言，两者之间的态度完全不同。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乃至整个统治阶层，对于对外交流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原历史上，从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到1912年清帝逊位，中间一共有72年时间，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社会各界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美梦之中，拒绝改变、拒绝接触西方，面对洋人、火车、电报等新事物时的恐慌、敌视、愚昧表现，令后人感到完全不可思议。
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明朝时的中国人也是这么保守麻木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晚明文人士大夫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绝大部分人心态都非常开放，其好奇心强烈得甚至让西方传教士感到惊讶。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详细记载，利玛窦在书中记述了中国人的强烈“好奇心”，“好像发了狂”，来访者络绎不绝，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不能和他见面的人则通过书信来往，他收到很多信件，认识的不认识的，与他讨论各方面的话题，渴望获得新知识。
后世有很多人认为，明朝文人依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与传教士交往，但利玛窦的札记显然颠覆传统认知。
有统计显示，利玛窦书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明朝人，就至少有137个。这是直接提到了姓名的，没有提及的还要更多。
比如原历史上1592年，利玛窦来到江西之后，立即为江西文人包围，成为争相交往的对象。
利玛窦的《利氏致澳门孟三德神父书》中记载：“在这座城市里……众人都好奇的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人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官员)，真使我兴奋异常。”
来访者络绎不绝，会不会只是看一看洋人，也就是俗话中的“看稀奇”呢？还真不是，因为不少士子要求拜利玛窦为师，请他传授西方学问，以至于利玛窦都疲于应付了。而且，当时白鹿洞书院的院长章潢获悉利玛窦在南昌后，甚至邀请他到书院讲学。后来，江西藩王乐安王、建安王还都曾邀请利玛窦去他们府中作客，询问欧洲的一些事宜。
1598年，利玛窦抵达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风，因为南京是大明的文化中心之一。《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明确记载，“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感兴趣”。
1601年，利玛窦到了京师，依然大受欢迎，其中有一个叫张养默的年轻官员，甚至直接拜利玛窦为师，经常以“毕达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师这样说的’为座右铭”。
总之，从南到北，明朝人不仅没有拒绝利玛窦的西学，反而发狂的追求，只是对其天主教信仰大多不以为然。
明朝人对西学的好奇，还体现在官方与民间热情的翻译和印刷西学着作上。1605年的《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有载：“前几年曾给您寄《世界地图》，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已先后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张，争相购置。”
1608年的《利氏致罗马总会长神父书》则记载：“今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献给中国皇帝(万历)，皇帝非常高兴，便命工匠照我呈献的地图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张，很多殿中都挂起了《世界地图》。”
由此可见，不仅民间、士林欢迎西学，而且万历帝本人也对此颇感兴趣，并毫不排斥。
当时，除了神学书籍之外，利玛窦的其他西学，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兴趣，甚至利玛窦的很多书籍，明朝文人都会主动印刷传播。比如为利玛窦赢得巨大声誉的第一部哲理书《交友论》，就曾被反复印刷。
除了利玛窦的书籍之外，其他传教士的非传教内容的西学书籍也很受欢迎，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翻译的《职方外纪》，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极大热情。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中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竟然连乌克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们却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
在这种疯狂的学习之中，明末中国和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发展水平已经没有显着的差异。莱布尼茨1697年在《中国近事》序言中便说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高下，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
当然，即便明朝与欧洲有一些差距，关系也不大。原因很简单，明人并没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赶的雄心——哪怕在原历史上没有高务实带来的改变。举两个例子就能显而易见：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的交战中，明人认识到只有加强武器装备才是“制夷”的不二法门，因此热心学习、引进西方的火器，并迅速缩小了双方的差距。与葡萄牙的屯门海战中，汪鋐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引进葡萄牙大炮，最终打败了葡萄牙舰队。
其二，在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过程中，明朝人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后之处。故1629年时，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足可称得上是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可见，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开放的态度，与鞑清那种不管不问，偏偏坚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诡异自信心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充分说明了这种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