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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年，崇宁元年，离北宋灭亡还有25年。
蔡京接替曾布的右相职务，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忠彦被贬后，左相职位一直空缺，此时的蔡京实际上是左右相一肩挑。
权力很集中。
但蔡京还想更集中，他从王安石变法时设立条例司得到启发，在朝中设立讲议司，规定朝中重要的事项如财税、人事等都要经过讲议司审议。
蔡京兼任提举，将圈子里的党羽吴居厚、王汉之拉进来形成三人决策圈（《宋史》：“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条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以其党吴居厚、王汉之十余人为僚属，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设施，皆由是出”）。
当然，这些机构、人员安排表面上都是符合程序和得到赵佶认可的，但讲议司实际上是蔡京一人说了算。
蔡京搞一言堂，搞派系党派，赵佶可能被声色犬马的生活迷住了眼，但朝中几百号大臣就没人看穿？没人发声？北宋制度设计的御史、监察制度怎么就不发挥作用？
御史、监察制度在理论上是好的，但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要皇帝支持。
皇帝脑子清醒拎得清，能辨别忠奸，包拯、范仲淹这样的人才有好结果，其余的御史、言官才敢大胆地说。
皇帝脑子拎不清，偏听偏信，比干、屈原这样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其余的御史、言官谁敢大胆地说？毕竟不单单是自己的命，还有家族的命运牵连在一起。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你不能光喊口号要大臣们奉献、爱国、牺牲，而要让大臣们真正有获得感有保障，在制度体制上为他们的付出保驾护航。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在危险还没有完全形成，大厦还没有真正倾倒之时，就要倾尽全力去防微杜渐。
如果等到大厦已经要倒了才觉悟，拼命喊口号要大家来保楼，谁会听呢？大家都逃离大厦逃命去了。
所以，北宋的灭亡真正要追究责任的就是赵佶，他的确是咎由自取。
他提拔重用了蔡京，首先坏了政府的生态。
蔡京又提拔重用邓洵武、余深、温益、郑居中等一批蔡党圈中人，坏了政府各个部门和路、州、县各级政府，甚至是政府各衙门的生态，像范仲淹这样的平民子弟和不入蔡党圈子的人就没有任何机会。
蔡京又推荐重用童贯掌管军队，军队也同政府一样烂了，怎么可能有战斗力？
1126年，北宋灭亡前一年，79岁的蔡京被贬途中写下一首绝命词，充满了悔恨和无奈：
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
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
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
——蔡京《西江月·悔恨词》
没过几天，蔡京就饿死在了湖南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