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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吸取了范仲淹的教训，但新政推行下去，压力非常大。
其实也可以理解，变法表面上是增加了官员的收入，增加了编制，而且抗的大旗也是“法先王意”（《宋史》：“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但哪些属于先王？他们的主张具体是什么？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界定。
而“法其意”，说穿了就是自由裁量的范畴，按照千年后胡适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怎么解释都行。
更要命的是，很多变法措施其实就是政府用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来做生意。
比如青苗法，本意是好的，农民没钱买种子的时候政府借钱给他们买种子。但以前这些钱农民都是问大地主借的，现在政府将这个生意抢过去了，大地主的日子怎么过？
又如，免役法，本来许多有钱有势的人通过各种办法是不用服徭役的，现在也要他们出钱才能免役。
方田法更是如此，许多大地主私下就占了很多地，这些本来都不在政府的名册中，现在被重新丈量划分，不气死才怪呢？
市易法也是，政府作了中间商，势必夺了很多商人的利益。
而这些大地主、大商人背后往往都是一个大家族，大家族里面又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官僚。触碰到他们的利益了，他们会真心支持变法？会不会从中作梗？鄞县是个小县城，地主势力没那么大，当时有很贫穷，脱贫才是第一要务，所以变法的许多措施施行很成功。但到了全国，情况复杂又关系错综，遭到抵制也在情理之中。
而且，为了确保变法措施执行到位，中央派出相度利害官，对变法实行情况进行调研督察。先后派出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和王广廉等八人，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
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变法措施的落实情况何成效作为官员升迁和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在考核和升迁的压力下，各个地方官员开始互卷起来……
许多地方官员一刀切，开始强迫农户贷款。如果农户说今年收成好，不需要贷款，那么官员们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
本来青苗法的利息只能是二分，但是有的地方官为了保住贷款本利的回收，让上交给朝廷的账面数据好看，就私自提高了贷款利率。有的地方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民间机构的高利贷。
还有的地方创新举措，强迫富人为穷人做担保，一旦穷人无力归还贷款，那么富人的财产就将被地方政府剥夺。
形式主义之风愈演愈烈。变法慢慢变味。
但基层变法成效显著的典型案例还在不断总结提炼出来，送到赵顼案前。
陕西转运使李参为了解决陕西前线兵多粮少的问题，先贷钱给百姓，等到粮食丰收后以粮偿贷，成效非常好，对外号称是“青苗法”。为此，条例司专门转发其经验，要求各地学习借鉴（毕沅《续资治通鉴》：“初，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粟麦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行之数年，廪有余粮。至是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前钱斛就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令随税输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
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主动与小王联系，希望在河北地区进行青苗法试点。小王很高兴，特意将他招到汴梁，听取专题情况汇报（毕沅《续资治通鉴》：“会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言：‘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至京师，与之议。广渊请施之河北，安石遂决意行之，次第及于诸路”）。
荆湖转运使王逵，在其境内对免役执行非常到位，财政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三十万缗钱（差不多现在3亿元），成效如此明显，得到朝廷专门表彰。引得各路同行纷纷卷起来，希望得到中央的认可和表彰（《宋史》：“王逵为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蒙诏奖。繇是他路竞为掊克以市恩”）。
在大棒和胡萝卜的加持下，各地撸起了袖子在拼命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