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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见韩琦之前，张元他们是下足了功课，走访了甘肃、陕西边界大部分地区，绘制了地形图，但图还没拿出来，就被请了出去。
这次在西夏派上了大用场。
经过勘察，张元发现北宋与西夏的边境基本上以横山为界，从北向南的一些重要城市分别有麟州（现陕西神木）、府州（现陕西府谷）、延州（现陕西延安）、渭州（现甘肃平凉）等等。
1040年，北宋三川口之战惨败后，朝廷震动，任命范仲淹兼知延州。老范上任后，修复寨堡，加强战备，使得延州一线的防守力量大大增强。
要想突破北宋防线，延州一带已经不是好的选择了。
而在南边渭州附近，似乎存在着好的战机。因为这边的主帅是韩琦，韩琦对西夏向来非常轻视。
他最大的想法是快速打败西夏，结束战争，回去升官进爵。
轻敌是兵家大忌。
张元决定利用韩琦的心理在渭州附近设伏。
渭州的附近有一座山，名字叫六盘山。
宋夏边界横山山脉就起源于此。
六盘山主峰西麓山脚下有一片狭长的河谷区域，叫好水川。
底下一个峡谷，四周都是高山。区域狭长不利于大军团运动，是最好的设围场所。
但，如何让宋军进入好水川地区？这是一个难题。
毕竟韩琦也不是傻子，不会伸长了脖颈让人来砍。
但张元知道韩琦此时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贪”—贪功冒进。
宋军方面，韩琦确实很着急。
三川口之战后，北宋中央政权组成以文彦博为组长的调查组，对战役进行复盘，对相关人员的功过进行处分，临阵退宿，仓皇逃走的黄德和被腰斩，因战殉国的刘平、郭遵等人记功表彰，家属得到抚恤。
接着赵桢派出了56岁的夏竦、52岁的范仲淹、33岁的韩琦三人指挥天团，负责对西夏的军事进攻。
朝廷还特意将甘肃陕西地区划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个战区，秦凤路的中心在秦州（今甘肃天水）附近，泾原路的中心在渭州（今甘肃平凉）附近，环庆路的中心在庆州（今甘肃庆阳）附近，鄜延路的中心在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
夏竦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是名义上的宋军统帅。范仲淹、韩琦调整为副使，做夏竦副手。范仲淹主要负责鄜延路，韩琦主要负责泾原路。
此时，52岁的老范和33岁的小韩在对待西夏的军事策略上发生了分歧。
老范是当时北宋官僚体系中最有家国情怀的官员，他论政行事的出发点不是自己的利益，不是领导的喜好，而是是不是对国家对百姓有利（《宋史》：“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覈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
他和韩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老范是个谋事的人，所有的考虑都是怎么把事情做好。韩琦是个谋官的人，所有的考虑都是怎么把官越做越大，做事也是为了做官服务的。
韩琦虽然年纪比老范小了20多岁，情商确是老范的20多倍。
但从国家的角度历史的演变来看，老范一派确实是国家机器能够顺利运转并良性发展的基石。
他们是有些偏激，但没有私心，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宋史》：“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他们一生大多为官清贫，并没有利用官位权力来让自己和家族生活优越（《宋史》：“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
他们对官场丑陋现象的抨击，某种程度上，维持着政权运行微妙的平衡。
北宋的话事人赵桢在这方面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即便外界对老范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老范还是坚挺在那里。
但挫折是难免的。
1029年，天圣七年。北宋实际掌权人刘娥（章献太后）即将在冬至迎来60大寿。19岁的赵桢是聪明人，想拍好太后的马屁，让她高兴高兴，说不定会早点还权自己好亲政。
因此制定了贺寿庆典方案。
老范一看方案，不高兴了。
上奏折反对。
当然也不是对整个方案反对，只是对方案中天子要率百官朝贺的仪式反对。
理由就是：尊敬长辈是应当的，但在家里孝敬就好了。天子是天下的话事人，不能带着百官做私事。
一句话，公私要分清，公权力不能参与到私事中来。
最后结尾又来了一句点睛之笔：请太后退位还政。
人家拍马屁还来不及，好嘛，老范直接在太后生日之际上眼药。
结果也可以预测到。奏章石沉大海（《宋史》：“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疏请太后还政，不报”）。
没过几天，老范就外放了（《宋史》：“寻通判河中府，徙陈州”）。
也对，老范当时40岁了，职务还是一个秘阁校理的小官。
没根基没关系，不处分是不行的。
否则太后以后真没办法带队伍。
需要杀一儆百。
4年之后的1033年，赵桢终于熬到了太后驾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