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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泰西诸国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公敌！
有这个公敌存在，就能将泰西诸国的敌对情绪转嫁到这个公敌的身上，而不会让泰西诸国把心思用在摆脱基督教会以及安西军的控制上。
这跟基督教会通过十字军东征向外转嫁矛盾，保持甚至于强化教会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是一个道理，也跟后世的阿霉瑞克通过确立毛熊以及后来的大毛这个公敌，强化自己对欧洲的控制也是一个道理，说白了都是转嫁矛盾的手段。
为了等待泰西诸国代表，王臣在罗马等了半年。
到了建中九年（782）的正月，各国代表终于齐聚罗马。
“我之所以要召集诸国使者，共同签署《罗马条约》，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让整个泰西团结起来共抗北方的斯拉夫蛮族以及维京海盗的威胁。”
“除了共抗蛮族及海盗之外，各国之间互相做点生意。”
“所以我提议，今后在泰西诸国之间要实现自由通商，商税分属诸国，但是税率必须得统一核定，不可以额外课以重税。”
这一条其实就是专门为了大唐商贾量身定做的。
这时候的泰西有几个商贾有实力从事跨国贸易？
别说泰西诸国，大食也没有几个商贾能从事跨国贸易，也就大唐商贾和中亚的粟特胡商能够从事跨国贸易。
需要说明的是，粟特胡商并不是后世的犹太人。
粟特人是生活在河中地区的地道的中亚原住民。
而且粟特人从两汉开始往来于华夏与泰西之间，丝绸之路可以说就是粟特人牵着骆驼硬生生的丈量出来的。
所以王臣不介意粟特人从丝绸之路上分一杯羹。
而且留着粟特人也有好处，可以形成鲶鱼效应。
要是没有竞争，鬼知道华夏商贾会干出什么事？
自古以来商贾就重利轻义，只要钱给到位，他们都敢卖祖宗！
但是要想从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获得利益，离不开粟特胡商，更加离不开从长安不远万里前来泰西的华商，王臣还要给他们提供便宜。
打了一棒之后，王臣又给了诸国一颗甜枣。
“当然，我也不会任由大唐商人和粟特商人胡乱提高商品价格。”
“我会让他们把丝绸、茶叶以及瓷器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降下来，争取让泰西的骑士阶层都能够用得起这些奢侈品。”
“另外我也会尽量提高泰西商品的收购价。”
“我绝不会让大唐以及粟特商人随意压价。”
听到这，前来罗马参加会议的诸国代表全都欣然签字。
因为不管从哪方面看，罗马条约对他们都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何况就算真有不利于他们国家的合约条款，大不了事后再毁约，谁会在意？
像契约精神这种东西，别说黑暗的中世纪，即便一千多年后也是不存在的，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西方真有契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