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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自从步入12月之后，伦敦街头几乎天天都是雾气弥漫，偶尔还会飘上一点小雨。
舰队街的《英国佬》编辑部里，丁尼生坐在空荡荡的办公桌前，手里捧着一杯热腾腾的红茶。
喝一口红茶，嚼一口刚出炉的面包和洋葱圈，伴随着身后壁炉里升腾的火焰，他终于感觉自己僵硬的手指头舒展了不少。
这些天由于《英国佬》的另一位总编辑大仲马跟着亚瑟去利物浦查案子了，所以能摆下三张办公桌的总编办公室每天都只有丁尼生一人。
少了那个喜欢讲俏皮话的法国胖子虽然可以让耳根清静不少，但同样的，也让丁尼生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寂寞。
作为一个生性腼腆内向的年轻人，丁尼生的社交圈子并不算特别广泛，而自从父亲病逝后，他甚至连一些亲戚都不常联系了。
虽然在亚瑟的推荐下，他从剑桥退学后便立刻进入了伦敦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但除了日常上课外，他与各位同学并无太多交际。
比起认识新朋友，他还是更喜欢同老朋友们打交道。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而在有限的生命中，他更希望能够精挑细选的经营几段真挚的友谊。
想到这儿，丁尼生忍不住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几封信笺。
来自德意志的魏玛公国的那封，署名是威廉·萨克雷。
这位他在剑桥认识的好友虽然在当地经人介绍结识了歌德先生，但是歌德身上的文艺气息显然没能把萨克雷从被《再别康桥》击败的躁郁情绪中解救出来。
相反的，萨克雷在见识到了歌德身上浓厚的古典文学气息后，又受到了新一轮的打击。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走上文学这条道路，并开始认真考虑母亲建议他走的经商路线。
不过，虽然萨克雷在信中几乎通篇都在倒苦水，但是临到最后还没忘记给丁尼生寄一点纪念品回来。
丁尼生扭头看了眼手边那两本用牛皮包裹的书籍。
一本是《西东诗集》，另一本则是《浮士德》，两本都是歌德的作品，两本也都是德语版。
看到这些东西，丁尼生不免苦笑着叹了口气。
其实躁郁不安的何止是萨克雷，他本人也是一样的。
《英国佬》的供稿人中高手如云，一年多刚创刊的时候，大伙儿还都是不列颠文坛的无名小卒。
但是一年过去，大仲马、狄更斯和迪斯雷利已经被捧为英国时尚界的三驾马车。
跨界作家达尔文的科普文章也收获了林奈学会博物学家们的一片喝彩。
亚瑟则成为了侦探的开创式人物，如今伦敦的文学杂志里有不少人都在笨拙的模仿他的笔触。但是由于职业原因，其他人的模仿之作终究达不到苏格兰场正牌警司的写实程度。
而埃尔德的《侠盗罗宾汉》在经过大仲马的润色后，很快便收获了英国历史领军人物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注意。
更凑巧的是，司各特爵士在点评完《侠盗罗宾汉》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因此他对埃尔德的点评也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成了封笔之作。
而这种天上掉馅儿饼似的狗屎运，也让埃尔德在历史文学爱好者的圈子里引起了一阵热议。
而在以埃尔德为原型的《圣乔治旗照常升起》发表后，这家伙又多出了不少虔诚信徒的拥趸。
与此同时，历史文学圈也高度评价了埃尔德，大伙儿一致认为卡特先生能够写出《侠盗罗宾逊》是有原因的。
埃尔德的经历说明了他身上存在着源远流长的不列颠历史传统。
虔诚、乐观、坚韧、勇敢与不屈，这就是埃尔德·卡特的代名词。
伴随着这些文坛新势力崛起的，还有《英国佬》知名度和销量的飙升。
许多从前丁尼生想都不敢想的人物也开始将《英国佬》作为自己的选择之一。
光是这半年多以来，他就从亚瑟递过来的稿子里见到了海涅、密茨凯维奇、托马斯·坎贝尔等等名震欧洲的大人物。
当然，最令丁尼生震惊的，还是亚瑟居然能搞到雪莱未经发表的遗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而且，这还远不是亚瑟的极限，在副刊《经济学人》里，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波兰流亡者领袖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先生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领军人物大卫·李嘉图的诸多遗作。
与这些人比起来，丁尼生只觉得自己渺小无比。
如果要列举《英国佬》创刊以来最失败作者，那么绝对非他莫属。
这一点，从《布莱克伍德》和《月刊评论》这两个《英国佬》主要竞争对手发表的文学批评文章就能看出来。
他们把主要输出火力全都集中在了大仲马、狄更斯等人的身上，而提到丁尼生的《抒情诗集》时，通常只会轻描淡写的评价一句——无病呻吟，粗糙且无趣。
虽然杂志的几位大股东对于丁尼生反响平平的市场表现并不在意，甚至还会主动安慰他不要太往心里去，但是丁尼生自己却没办法坦然躺平。
然而，他越是着急，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是垃圾，垃圾到连他自己都看不下去。
望着手边堆成一座山似的华兹华斯、骚塞与柯勒律治的诗集，丁尼生简直羞愧到恨不能用废稿把自己给埋进土里。
“唉……”
丁尼生捧着萨克雷的来信禁不住摇头道：“威廉，不止你想要放弃，甚至就连我也想要放弃写诗的道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