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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普希金之前那篇《俄国农民生活水平强于英国》的文章其实写的也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他必须要在前面加上定语——俄国边远地区农民。
当然，这么说或许对崇尚不列颠和法兰西的俄国自由派不是很公平。
因为正如他们说的那样——虽然俄国农民在许多方面要比英国的某些农民生活安逸，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大到了不可估量，用一句简单的描述就是：英国农民拥有权利，而俄国农民一无所有！
用更明白的话解释就是：俄国农民被禁止向地主
提起诉讼并且不被允许出庭作证。如果地主乐意，他随时可以把他的农民流放西伯利亚或者送去服20年的兵役。
而且俄国的农民貌似已经麻木于现状了，相较于英国农民的‘斯温暴动’等一系列暴力事件，俄国农民的反抗就显得平和了许多，俄国许多被定性为农民暴动的事情放在英国最多只能叫做不服从和罢工。
即便是在俄国造成普遍影响的普加乔夫起义，参与起义的农民们也从不反对沙皇权威，因为他们的领袖普加乔夫打出的旗号是——他才是真正的沙皇，起义的目的则是要从篡位者手中夺回皇位。
而英国的‘斯温暴动’嘛，英国农民的主要矛头对准的也不是国王，或许有一部分是为了针对和他们不对付的政府，但是他们干的最多的还是砸烂所有机器，并把抢他们饭碗的工厂主乃至于一部分甘愿为工厂主充当走狗的工厂工人一并吊死在路灯上。
这两种行为究竟哪种更文明呢？
爵士站在警察的角度上，觉得很难发表评论。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乡下人，农民出身的亚瑟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糟糕的生活环境使得大部分农民从骨子里都是现实主义者，现实到近乎于冷酷，这一点在天寒地冻的俄国体现的尤为严重。
操心自己，别管他人。
别人的眼泪就是水。
只要能得到足够的吃的，说谎又有何妨呢？
这几句谚语是他最常从俄国农民口中听到的话。
如果你因为庄稼汉看起来老实巴交便把他当做没头脑，那你才是真正要吃大亏的那一个。
而亚瑟对农民的了解，也让他意识到乌瓦罗夫提出的官方人民性理论究竟有多么可笑，撇开沙皇和国家这一点，东正教首先就解释不通。
这帮骨子里充斥着现实主义的俄国农民们确实很迷信，为了一点小病小灾，他们可以在教堂里连续好几天祈祷。
但是一旦他们的病好了，那您就瞧吧，他可以在做弥撒的时候，一边口呼上帝的名字，一边还在给自己身上的某个位置搔痒。
俄国的教育大臣乌瓦罗夫要么是把迷信和宗教信仰弄混了，要么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在亚瑟看来，宗教的基础是对上帝虔诚和敬畏，但是俄国农民的身上很少能看到这一点，甚至就连经历了大革命洗礼的法兰西的虔诚信徒都比俄国要多。
亚瑟委婉的向沙皇谈了谈他关于文明的观点，又侃侃而谈的讲起来他在农村地区观察到的问题。
沙皇初时还只是把这当做了一个闲聊的话题，但是他越听表情却越肃穆。
尼古拉一世的眉头渐渐皱紧，亚瑟的表述总让他不经意间想起之前第三局局长本肯多夫伯爵和国有土地大臣基谢列夫向他递交的《农奴制改革报告》。
“与其说东正教是俄国的信仰，倒不如说宿命论才是俄国真正信仰的宗教。因为我发现大部分人很少会将任何事，尤其是不幸的事归咎于自己的意志力和能力不足。即使问题很显然是出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沙皇听到这里，忍不住放下了手中的刀叉，虽然他很想批评亚瑟的言论，但是转念一想，亚瑟的话好像目前正在莫斯科验证。
站在窗台向外眺望，还可以看得见克里姆林宫红墙外黑压压的一片莫斯科五品官员。
随手翻翻他们连夜递上来的各种关于莫斯科大火的报告，任意挑出一篇，不管它用了哪种语言描述，运用了多么华丽的辞藻，但是文章的主旨大意无非是那一个——错误不在我，而是由于我不走运，这才闯了祸。
尼古拉一世一想到这里，心中便隐隐的鼓动着怒气。
他拿起餐巾轻轻擦拭嘴角，淡淡的冲着身边的侍从吩咐道：“早餐吃完了，带他们进来吧。”
“明白了，陛下。”侍从微微躬身，旋即转向亚瑟：“爵士，我们这就派人送……”
“不用。”沙皇闻言忽的一抬手：“亚瑟爵士留下，朕要让他们好好看看，用心的官员究竟是什么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