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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家父子的争论不过是此次新政派危机下的一个缩影，而更为严重的，是让不少支持新政派的中低层官员产生了蠢蠢欲动的想法。
他们多数抱着哪方强势站队哪方的规则，在新政派与保守派之间来回横跳。
甚至更有借助新政之名，施敛财之举，也算是让新政派的好名声臭了一部分。
外加‘反攻倒算’的风浪越发激烈，整个统治阶级内部将近七成以上都联合了起来，抵制韩某人的‘监察制度’，新政派的溃败似乎在所难免。
所有人都没想到，一年前还作为全国主政的新政派，在改元的上半年就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滑铁卢。
眼瞅着要被逼上绝路，剩余的韩党中坚派开始各显神通，通过不同的手段保起了韩某人。
在韩党和新政派眼中，只要韩某人能够挺过这一劫，那么大宋的未来就有希望。
而到了七月份，新政派近六成的官员彻底改旗易帜，奔赴向了保守派的怀抱，一时间敌我攻势彻底转变，新政派到了危机存亡的关头。
六月九日，作为中间派的核心之二，司马君实和苏子瞻再也不能稳坐书局。
看到局势越发糜烂，二人共同上奏，表明了立场，坚定的站在了韩某人一方。
随着越来越多的前新政派大佬的下场，让局势又一次平衡下来，双方如同斗牛一般，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这让初即位的神宗皇帝陷入了一种迷茫姿态中，毕竟原本好好的朝政，在改元的第一天后，就爆发了党争。
这种突然袭击和激烈的矛盾，让神宗皇帝压抑的不得了，也明白了先皇的手段和帝王心术。
七月初，被后世记录的‘押班事件’爆发，保守派为主力的‘台谏’二院，张开了獠牙，将目标指向了新政派和韩党的真正幕后大佬——韩章。
御史台率先开炮，新晋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章，说他自嘉佑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
神宗皇帝未曾想到王陶竟然如此胆大包天，将矛头直指宰执之首，这完全是要和新政派撕破脸。
尤其是王介甫等人能够在朝廷内稳步推行新政，多赖于韩章、富彦国等人的力挺和协助。
若是今日将韩章罢免，那明日整个形势就会彻底糜烂，新政派怕不是能把文德殿掀翻了天。
为此，神宗皇帝坚持保住韩章，而且他明确知道王陶实为诬告，随即为了表明立场，将王陶罢职。
此事一出，保守派也不再保留，一日一小参，五日一大参，将整个朝廷中枢搅得一团乱。
见情况有些失控，神宗皇帝的内心已经将‘台谏’两院判了死刑，正准备露出帝王手段快刀斩乱麻将两院废黜，韩章主动站了出来给神宗皇帝解围。
韩章在英宗皇帝的永厚陵复土后，卸掉了‘山陵使’的职务，并且当朝提交‘请辞’，宣布自己不再入中书门下办公，坚决辞位。
神宗皇帝深感对于韩章的愧疚，数次挽留皆被对方推辞，便决定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并在韩章入宫奏对时数次落泪，心怀内疚的说道：“侍中（指韩章）一定要离开，今天已经降制了。”
“还请侍中保重身体，他日仍旧为民请命，为国为朕分忧。”
似乎还是觉得此举不妥，神宗皇帝大笔一挥，下旨在东京兴道坊赐他一座宅第，擢升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加封参知政事。
这一下子，属于韩家三代全都入阁拜相了，韩章虽然退出了朝廷中枢，但是却作为‘使相’坐镇地方。
所谓‘使相’乃是唐宋时期一种官职名。
唐代中期凡为宰相者必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称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衔的节度使为使相。
宋初沿用，以亲王、留守、节度使加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皆谓之使相，实际上不主政事。
像王安石罢相后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就是这种情况。
这让东京府的所有人都感叹韩家深受皇恩，即便是韩某人惹出了如此滔天祸事，连累韩章这位祖父，朝廷和官家还是愿意厚赐他们。
而韩琦却主动辞退所授两镇，表达自己仅愿意兼领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驻守韦州方面的折克柔、折克行兄弟传来急报，西夏擅自发起突袭，一举攻占韦州东北屏障溥乐城。
边境局势气氛骤然紧张，朝廷上下与神宗皇帝不由得忧虑起来。
为此，韩章主动请缨，在尚未外放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兼陕西四路经略使。
消息传出，整个汴京城都震动不已，想不到已经年至六十高龄的韩章竟然要亲赴西北坐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