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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三十年后的太康元年（公元265年），西晋取曹魏而代之的立国初年，辽东郡加上原来的汉四郡，人口不但没有完全恢复，甚至基数不涨反降，加起来仅仅一万八千户，人口不足十万人。
辽东郡地处东北平原上，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大量的辽东百姓被司马懿迁往内地，辽东的所有官员被屠杀殆尽，本地的大量豪族被司马懿所灭。
一个地区是否兴盛，人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辽东的空虚让其他游牧民族看到了南下的希望。
公孙氏割据辽东，即使背叛了朝廷，成为东北一方的土皇帝，好歹他多次打退乌桓、鲜卑、高句丽的入侵，为辽东的百姓带来了和平与繁荣。
公孙氏败亡后，因为剩余的辽东百姓太少，防守薄弱，鲜卑、高句丽陆续进入到辽东半岛，这里很快成为鲜卑在两晋时期腾飞的关键。
司马氏八王之乱后，西晋王朝内部混乱不堪，国力衰弱，天下大乱，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逐鹿中原。
段部鲜卑、拓跋鲜卑投靠了西晋边疆重臣，参与中原混战，慕容鲜卑则为了保存实力，并没有参与中原混战，而是巩固自己在辽东、辽西的统治。
为日后一鸣惊人，入主河北，奠定了基础。
高句丽趁着五胡乱华之机，鲜卑进入河北，他们在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尽取辽水以东之地，占据大半个辽东。
自此开始，高句丽占据了这片富饶之地，慢慢开始发展壮大，成为后来隋唐两朝都十分头疼的东北强敌。
南北朝末期开始，高句丽人开始对辽西生出觊觎之心，派遣大军屡屡侵扰边境，试探北方王朝的反应。
隋朝建立后，高句丽虽然名义上向隋称臣，但实际上却拒绝服从中央命令，并暗中联合突厥、靺鞨等势力对抗隋朝。
这种“表面臣服，暗地里勾结外敌”的姿态，被隋炀帝视为对隋朝天下秩序的严重挑衅。
加上辽东自古以来就是华夏王朝的领土，隋炀帝自认为有责任收复故土，消除东北边疆威胁，建立个人威望，于是隋炀帝拉开了三征高句丽的序幕，也为隋朝的败亡埋下伏笔。
唐朝历经太宗、高宗两任皇帝，终于将高句丽灭掉，重新收复辽东之地，并设营州和安东两大都护府实施管辖。
都护府的职责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凡对周边民族之“抚慰、征讨、叙功、罚过事宜”，皆其所统。
说直白一点，其实就是对辽东地区实行军管，为何不能像大唐其他地区一样管理辽东呢？
因为辽东的汉人太少，高宗灭了高句丽后，将高句丽人全部迁到了淮河以南的地区，然后又以高规格高奖励的政策鼓励百姓迁往辽东居住。
然而辽东实在太偏僻，大部分百姓都有乡土情结，愿意迁往辽东定居者寥寥无几，大部分愿意的都是在本地难以生活下去的底层百姓。
既然如此，仍无法改变辽东胡人多、汉人少的局面，不得不以兵威镇压之。
说到底，辽东失去控制，其实就是在司马懿平定辽东后，进行大规模的屠城，杀害官吏，迁走百姓而起。
没有这些操作，以当初辽东军西击乌桓，东破韩濊，北攻鲜卑、高句丽的傲人战绩，不可能让异族轻松占领辽东。
鲜卑、高句丽以及后来的契丹、女真能在辽东崛起，与这里的汉人太少有很大的关系。
而辽东汉人太少始于司马懿平定辽东后的一系列操作。
所以说，辽东毁于司马懿之手毫不为过，辽东自此开始汉人稀少，也让历朝历代在这里的统治极为薄弱。
…………
“鹏举忧虑的无非是，一旦担任辽东的最高行政官产生异心，笼络麾下的将士们，就能直接造反，割据自治。
而且因为路途遥远，加上辽泽天险的存在，朝廷对于平定辽东极为消耗国力。
自秦朝一统华夏后，采取郡县制开始，本地的县令，郡守或是刺史等最高行政官是绝对不能安排本地人担任。
因为如果安排本地人，会形成他与地方势力的勾结，时日一长，不但会影响决策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还会因为熟人效应导致许多的人情世故，极大的影响自身的工作。
后来秦末乱世，以项梁为首的起义势力，大部分都是杀了本县的县令或是郡守，因为这个官员并非本地人，而他们起义的势力皆是本地人，害怕被这些官员们反戈一击。
只是公孙度作为辽东豪族，居然能当上辽东太守，不能不说，到了汉末这样的时代，察举制中的弊端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刘辩长叹一声道。
“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是董卓，他已经安排了一些关东士族前往中原各郡担任太守或是县长，同样也会安排一些自己人。
公孙度是他手下大将徐荣的同乡兼好友，在董卓看来就是自己人，而且安排的是辽东这样偏远的地区，大部分士族都得到了董卓的封赏，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以董卓唯我独尊，残忍好杀的性格，敢于蹙董卓眉头的正直之士，不是早已经被罢官免职，就是被董卓所害，哪里还有人敢站出来说董卓此举违背了大汉官吏的任免制度。”岳飞苦笑道。
“我倒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鹏举的担忧，不知道是否可行？”刘辩眉头紧皱的说道。
“史侯既然来自后世，说不定真有办法解决辽东这种容易形成割据势力的地方，不妨说来听听？”岳飞闻言眼睛微微一亮，颇为期待的说道。
“其一，与秦汉的官员制度一样，担任辽东郡太守的官员必须非本地人，而且必须成家立业，妻儿必须留在京城。这样一来，他们反叛的可能性极大降低，即使底下有人煽动对方造反，他也要考虑在京城的家人安全。”刘辩眼中锐利之色一闪而逝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