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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拉村的槐花是在许兮若到达的第三天开始落的。
她站在阿芸家二楼的阳台上，看着满树的白色小花像雪一样飘下来，落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落在屋檐上，落在阿芸晾晒的绣布上。没有人去拂。村里的人习惯了，槐花年年开年年落，像一场每年都会回来的老朋友。
“许老师，吃早饭了。”阿芸在楼下喊。
许兮若应了一声，转身下楼。厨房里已经坐了三个人——阿芸，阿芸的母亲杨婶，还有隔壁来学绣花的张秀英。桌上摆着一锅白粥，一碟腌萝卜，一碟炒鸡蛋，还有一篮子刚蒸好的馒头，冒着热气。
“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杨婶给她盛粥，粥勺在锅里刮出安心的声响。
“好。村里安静，不像城里，半夜还有车声。”许兮若接过粥碗，吹了吹，喝了一口。米香很浓，是城里买不到的那种香。
“那是。”张秀英笑着说，“我们这儿，天一黑就只剩下虫子叫。刚来的人不习惯，觉得太静了，静得心慌。住久了就回不去了，我闺女在县城买了房子，我去住过两天，吵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
许兮若听着，忽然想起高槿之说过的话——“静不是没有声音，是没有让你烦的声音。”她当时觉得这话太绕，现在忽然懂了。
吃过早饭，阿芸带她去绣坊。
绣坊设在村委会隔壁的一间平房里，原来是堆放农具的仓库。阿芸她们把墙刷白了，地面铺了青灰色的地砖，窗户开到最大，让光线尽可能多地涌进来。六张绣架靠窗摆成一排，每张绣架旁边都放着一把小竹椅，椅面上垫着手工缝制的棉垫，针脚粗粗的，但很结实。
绣坊里已经有三个姑娘在绣了。看到许兮若进来，都站了起来，有的叫“许老师”，有的叫“许姐姐”，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兴奋。
“你们绣你们的，我就是来看看。”许兮若搬了把椅子，在她们身后坐下来。
她坐了整整一个上午。
不是客套，是真的在看。看她们怎么分丝，怎么运针，怎么处理转角的弧度，怎么在颜色过渡的地方做减针。她发现这些姑娘的手法跟她不一样——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风格的问题。她自己在苏绣世家长大，从小学的是最正统的技法，一针一线都有讲究，像写楷书，笔笔到位。但那拉村的姑娘们没有这个包袱，她们绣东西的时候带着一种野生的、没有被规矩驯服过的自由。有时候针脚歪了一点，反而歪出了一种意外的生动。
阿芸正在绣一幅新的槐花。跟之前那幅不一样，这次她选了更浅的底子——几乎接近月白色的绢面，然后用一种暖调的象牙白绣花瓣，花瓣的边缘留出极细的缝隙，让底子的颜色透出来，远看像是花在发光。
“你这一稿改了多久？”许兮若问。
“改了四次。”阿芸头也不抬，手里的针走得稳稳的，“第一次底子太黄，槐花显得旧。第二次底子太冷，槐花显得假。第三次底子对了，但花瓣的层次没拉开，看起来像一团浆糊。这是第四稿。”
“累吗？”
阿芸抬起眼睛，看了许兮若一眼，笑了。“累。但是那种累，怎么说呢，就像爬山。爬的时候喘不过气，腿也疼，腰也酸，但到了山顶，风一吹，什么都值了。”
许兮若没再问了。她知道这种感觉。她自己绣《巴黎的雨》的时候，拆了将近一半，每一针拆掉都是疼的，但那种疼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它不是消耗你的，而是喂养你的。就像土地，被犁铧翻开的瞬间是疼的，但翻过之后，种子才能落进去。
下午，村里来了更多人。
不是许兮若叫来的，是自己来的。先是隔壁村的刘婶，骑了四十分钟的电动车，车后座上绑着她绣的两块手帕。然后是镇上退休的小学老师周敏，带来了一幅绣了大半年的牡丹，说想让许兮若看看配色对不对。再然后是三个年轻媳妇，抱着孩子来的，把孩子往地上一放，掏出针线就开始绣，边绣边聊家常，手和嘴都不闲着。
许兮若坐在她们中间，忽然觉得这不像课堂，更像一种很久以前存在过、后来消失了的东西——一群女人坐在一起，手里做着活计，嘴里说着话，孩子们在脚边爬来爬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们低着的头上，照在她们手里的针线上，照在地上那些安安静静玩耍的孩子身上。
她想起玉婆婆跟她讲过，从前苏绣最兴盛的时候，绣娘们就是这样干活的。不是在什么工作室里，就是在自家的院子里、堂屋里、屋檐下，几个女人凑在一起，一边绣一边说话，东家长西家短，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学堂，谁家的媳妇做了新衣裳。那些细碎的、温暖的、不值一提的日常，和她们手里的丝线一起，被一针一针地绣进了绢面里。
“许老师，”刘婶忽然叫她，“你帮我看看这个叶子，我怎么绣都绣不出那种翻卷的感觉。”
许兮若接过来看了看。刘婶绣的是一片荷叶，叶子的边缘向上翻卷，露出背面较浅的颜色。她用平针铺了叶面，用较深的绿色绣了叶脉，但翻卷的那个部分，颜色过渡得太生硬，像刀切的一样。
“您试试这里，不要用一整片颜色去铺。”许兮若拿起针，在荷叶的边缘处示范，“翻卷的地方，丝线的方向要跟着卷的弧度走。您看，像这样——从深绿慢慢过渡到浅绿，每一针都比上一针短一点点，颜色就自然地淡出去了。”
她一边说一边绣，手稳得像从来没有离开过绣架。刘婶看得眼睛都直了，嘴里念叨着“原来是方向的问题”，然后接过针自己试了几针，翻卷的部分果然柔和了许多。
“许老师，你这双手是怎么练出来的？”张秀英在旁边看着，忍不住问。
许兮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尖上有针扎的痕迹，右手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处有一块薄薄的茧，是常年抵针磨出来的。这双手不漂亮，甚至有些粗糙，但它们能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
“没怎么练。”她说，“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绣错了拆，拆了再绣。时间长了，手就记住了。”
她没有说的是，这种“记住”是用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就像婴儿学走路，摔了无数次之后，腿自己就学会了怎么保持平衡。手艺到最后不是脑子在控制手，是手自己知道了该怎么走。
傍晚的时候，阿芸的父亲老杨从地里回来了。
老杨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褐色，手上的茧子比许兮若厚十倍。他进门的时候冲许兮若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洗脸洗手，水哗哗地响了一阵。
晚饭是杨婶做的。槐花炒鸡蛋，清炒小白菜，红烧肉，还有一盆槐花疙瘩汤——用新鲜的槐花和面粉搓成小疙瘩，下到清汤里煮，出锅前撒一把葱花，香的整个院子都是。
老杨吃了几口饭，忽然开口了。“许老师，我问你个事。”
许兮若放下筷子。“您说。”
“阿芸这个绣花，到底能不能当饭吃？”
桌上安静了一瞬。阿芸低下头，用筷子拨弄碗里的米粒。杨婶看了老杨一眼，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您问的是哪种当饭吃？”许兮若说。
老杨皱起眉头。“吃饭还分种类？”
“分。”许兮若认真地说，“有一种当饭吃是吃饱就行。阿芸现在的手艺，接订单、做培训、卖作品，吃饱没问题。但如果您问的是能不能靠这个发财，那我要说实话——靠手艺发财的，一百个人里面不到一个。手艺养人，养的是另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
“心。”
老杨沉默了。他端起碗，喝了一大口疙瘩汤，放下碗，抹了抹嘴。
“她小时候，”老杨忽然说，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我总想让她好好读书，考出去，别跟我似的在地里刨食。她没考上，回来那天哭了一夜。后来她说要学绣花，我心里不痛快，觉得那东西不能当饭吃。但她非要学，我也拦不住。”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阿芸。阿芸还是低着头，但筷子不动了。
“这半年多，我看她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绣，晚上点着灯还绣。手扎烂了也不吭声，拆了绣绣了拆，跟魔怔了一样。我就想，这孩子是真喜欢。”老杨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一辈子能找到一件真喜欢的事，不容易。我这个当爹的，没啥本事，给不了她什么，但也不能挡着她。”
院子里忽然很静。远处有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阿芸抬起头，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出来。她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饭，好像要把什么东西和着饭一起咽下去。
许兮若看着这父女俩，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她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从来没有说过支持她学苏绣的话，但也从来没有拦过。他只是在她每一次拆了重绣的时候，默默地把饭菜热在锅里，等她从工作室出来。那些无声的时刻，后来成了她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
“老杨叔，”许兮若说，“阿芸那幅槐花树，下个月要挂在南市美术馆。”
老杨的手停在半空中，端着的碗微微晃了一下。“什么？”
“南市美术馆。就是市里最大的那个美术馆。她的作品会在那里展出，和很多专业的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到时候您和杨婶一起去，我给你们留最好的位置。”
老杨没说话。他把碗放在桌上，站起身来，走到院子里去了。
杨婶悄悄对许兮若说：“他高兴。他就是不会说。”
过了一会儿，许兮若看到老杨站在院子里的槐花树下，仰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槐花还在落，落在他的肩膀上，头发上，他没有去拂。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和槐树的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一部分是人，哪一部分是树。
那天晚上，许兮若睡得很晚。
阿芸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她，自己跟母亲睡。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贴着阿芸小时候的奖状——“三好学生”、“作文比赛二等奖”、“劳动积极分子”。奖状的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被透明胶带小心翼翼地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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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兮若躺在床上，听到隔壁房间里阿芸和杨婶在低声说话。听不清说什么，但声音软软的、绵绵的，像水一样，从墙缝里渗过来，把她包裹住。
她拿出手机，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那拉村的第三天。今天教会了刘婶绣翻卷的荷叶，看了阿芸新稿子的配色，吃了杨婶做的槐花疙瘩汤。老杨叔问了我一个问题：绣花能不能当饭吃。我告诉他，手艺养人，养的是心。”
过了几分钟，高槿之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