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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完家的次日，王婶就邀请陈泽一家去新家做客。
新家在东城南，是一所新建的居民小区。小区绿化是不错的，楼刚建起来，不少树都已经有小孩儿大腿粗，就是现在是冬天，光秃秃的不好看，相信夏天来的时候，定是绿树成荫了。
居民楼是这年代常见的鸽子楼。
有点像大学时的宿舍，一条走廊里，有一个个小门，每个小门里面住着一户人家。
上面写着编号，306、307、308......
与大学宿舍不同的是，每个编号门后面，不是一间屋子，里面是两间，一个卧室，一个大一点的客厅。
房间内没有厕所，洗浴间，上厕所需要去走廊两头的公共厕所兼热水房去。
王婶带陈泽一家参观了分配的两套房子。
陈泽母亲羡艳不已，
“楼房就是好啊，还是楼房好，一家一户，还有热水，多方便！”
“唉，哪儿好了，也就那样。”
王婶谦虚道，两个老闺蜜是又来又回，开始拉扯。
两人唠了半天家常，临走了，王婶客气地挽留吃饭，
“吃完饭再走呗！”
“小泽，有空常婶子家来玩儿啊！”
摆脱了魔窟的王婶很是高兴，曾经那个让她精神抑郁的四合院，印象里，似乎也不那么可怕，就像是搬家前的散伙饭一样，其乐融融。
但事实上，美好总是短暂的，四合院大家其乐融融的画面，放在一个小时影片里， 也只能挑出来寥寥几帧。
现实是，王婶离开的当天晚上，院子里的人就已经开始针锋相对，施法斗法。
白天的美好似乎是一场梦。
院子里的几家人，各显神通，雅俗共上，这次的争夺目标，正是王婶家空出来的三间房子。
50年代，国立之初，四九城的房屋分配主要由政府主导。
政府会根据家庭人口、职业、工作单位等因素来分配住房。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会自行建设住房，并分配给员工居住。
到了60-70年代，在这个时期，京城的住房供应紧张，房屋分配主要由政府和单位负责。主要是指越来越常见的公共住房与单位自建房。
直到80年代以后，随着华夏经济的改革开放，京城的住房制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1988年，京城市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逐步推行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此后，房屋分配逐渐转向市场化，人们可以通过购买、租赁等方式来获得住房。
王婶家这种空出来的大杂院，是个例外。
95号院当初分配的时候，采用的是赎买和长租两种模式，赎买和长租都是每月向政府缴纳一笔钱，长租价格是每月大约5元，赎买价格是每月7-10元，一直缴纳到56年赎买正常圆满结束，所有合营划归公有。
但不论是哪一种，区别最后都不大。
被赎买与被租用的房子都会归由街道办管辖，处理。
这就相当于后世的安置房制度，村委会在其中有很大的权利。
而作为村委会的大队长，四合院的大爷也是在这件事上有话语权的，虽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但还是可以与上级沟通。
不要小看大爷的权利，芝麻小官也是官，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土地爷也是爷。
贾家哭爹喊娘，要求同情。
未来的小寡妇在婆婆的指使下，轻解罗裳，楚楚可怜，在大院里进行形象公关，试图捡起贾家烂在泥里的形象。
“一大爷，您老评评理，您是我们家这情况，以后这可怎么活？家里就东旭一个人领工资，我们一家老了挤在一个屋子，这现在我又有了身孕，这以后孩子出生住哪里？”
三大爷亲自下场，拉起偏架。
“我觉得这房子的分配，还是得看街道的意思，得把房子留给最需要的人家，老易，你说是不是？”
院子里的其他几家也是轮番上阵，诉说自己家苦楚。
晚上，吃饭期间，一大爷家的门被敲开了七八次，收到的礼物各式各样，红糖、白糖、冰糖、鸡蛋、烟、酒，居然还有一根小拇指大小的小金条。
易中海被搞得脑子都是大的，但又乐在其中。
权利的魅力使人着迷。
“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啊，我真是看错了。”
易中海吃着饭，呵呵笑着，对老伴说道。
“你猜那金条是谁送的？”
“不会是三大爷吧？”
一大妈猜到了，但还是不敢相信，平日里抠抠搜搜的一大爷居然会这么大方。
金条虽然小，但分量也有十来克，放到黑市上没有小一百买不来。
“哈哈，就是闫老三，所以我才说没看出来啊！”
一大妈却没半点高兴，反而有些惴惴不安，
“老易，你可得小心点儿，闫老三那么小气的人，他的钱那是好拿的？指不定憋着什么坏屁呢。”
“再说啦，他自己也是大爷，怎么会给你送钱？”
一大爷知道闫埠贵这是为了拉票，万一到时候街道里真把这三间房下放了，肯定得依照惯例，由三位大爷投票决定。
而他争取到了两票，甚者三票，自然是稳操胜券。
闫家，
“老头子，你说这事儿还没谱呢，你不是街道王主任说，得等月底上面没命令下来，才能下放名额吗？你现在就把金子送出去，那可是咱家——”
闫埠贵有些不高兴，冷着脸说道，
“头发长见识短，你懂什么?”
“现在送那叫情谊，雪中送炭；名额下来了再送，那叫功利，锦上添花。你说哪个好，哪个能把事儿办成。”
三大妈听了还是忧心忡忡，
“那万一名额没下来呢？”
接下来丈夫的话，再次打破了她对丈夫下线的认知，
“没下来？没下来那还不简单？再把金子要回来不就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