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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北道是恢复大唐贞观年间消灭东西突厥之后设立州府，这个问题在盐铁会上，讨论过，李隆基把李隆基历史上花萼相辉楼的地方以五行八卦建筑成天道五行楼，以金木水火土对应，兵、工、商、士、农五楼，中间设天策论道馆。
在天策论道馆议事突厥时，李隆基说道：“以经济文化区分的话，可分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迁徙，他们善于骑射、身体强健，而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种只为满足日常所需。”
两个不同文化的民族在面对自然灾害方面抵抗能力也不同，相对于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在抵抗灾害方面要强于游牧民族，并且可以制造出游牧民族强烈渴求的铁器和盐等生活必需品。
两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就一直接触，他们在生产、生活方面互通有无，但在土地方面又频繁发生冲突。因为在面对天灾时，游牧民族的抵抗能力差，所以他们直接利用自身机动性强的特点，掠夺农耕民族的粮食、人口等。
农耕民族以土地作为生存保障，在面对游牧民族的入侵只能处于防守状态。长期不同文化的发展导致在观念上也不同，如“夷夏之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思想，汉人在一直对游牧民族有着蔑视的心态。
但殊不知，两个民族的关系是否缓和，是能够影响一个王朝政权的稳定，而政权的兴衰也影响着各民族的关系。因此，如何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以怎样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关系，是历史以来每个王朝统治者最为棘手的问题。
游牧民族在自身资源紧缺的时候，通常是通过战争来交换或掠夺获取物资，而掠夺对象基本是农耕民族，因此中原王朝在面对游牧民族的行为也在一直制定和调整政策，来应对农耕民族的被动处境。
战国时期，诸国面对游牧民族多为排斥和隔离的态度，秦、燕、赵等国为此分别修建长城，以防御来对抗游牧民族。但在诸多国家和君王中，唯有赵武灵王学习了游牧民族的文化，推行了“胡服骑射”政策，他对本国的军事服饰大为改革，使得赵国成为除秦国外最强的国家，匈奴为此十几年不敢骚扰赵国。
秦统一六国后励精图治，有了与游牧民族抗衡的能力。秦始皇北击匈奴，解除南侵威胁，并将各国长城连接起来作为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秦末时期，匈奴入侵中原河套以内，汉高祖刘邦被困白登，虽然逃回来，但最后被迫和亲维持双方和平。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主动出击“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汉人政权与游牧民族打打停停，双方彼此也有交流学习，但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军事上的劣势让汉人政权不愿与游牧民族过多接触。双方唯一接触的方式就是战争或和亲，游牧民族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吸收中原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中央政权瓦解，游牧民族趁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为了保持兵力，各游牧民族迁徙至中原，而中原百姓为躲避战乱则逃离至边疆地区。此时各族人们的杂居交错形成人口密集状态，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融合高峰，也为以后的民族关系进步做了铺垫。
唐朝建立初期，中原战争不断，周边游牧民族对汉人政权虎视眈眈，其中东突厥更是可以在隋末战局中影响中原政治走向。因此，中原许多割据势力，如窦建德、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等都曾向东突厥称臣，这在以前的民族关系型中是比较罕见的。
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借突厥反边的机会，李渊杀了太守副留守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并派使者到突厥“约连和”，借“拒突厥”的机会壮大自己的势力，建立唐朝后李渊用钱粮布匹赠于突厥以获得支持，但突厥却依然侵犯大唐边境。
除了突厥外，周边的回纥、吐蕃、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民族与大唐也是时战时和，这让唐朝初期的统治者很是头疼。于是，如何处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承受唐朝初期的首要问题，民族关系不仅影响边疆地区稳定和百姓生活，也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力盛衰，更能体现唐朝前期统治者对游牧民族的态度和民族观念问题。
在唐朝初期，唐朝与突厥也经常的发生战争，但也有少数民族将领在朝中被重用。在《唐史太宗志》中就记载了20位诸夷蕃将和后代少数民族将领，如高仙芝、哥舒翰等，其中有六人就在高祖太宗时期在唐朝任职。
和亲是中原王朝最经常使用的维护民族关系的手段。对统治者来说，用女人来解决民族争端、维护和平稳定，远比双方战争来的划算。通过和亲建立婚姻关系，不仅能够有效调节民族矛盾，还能够在某些程度上改变民族政权的血统，以影响游牧民族习俗。因此和亲也是民族政策的一种表现。
太史局《唐会要》中记载了一共有13位公主嫁给边疆少数民族将领，而这些少数民族有突厥、吐蕃、回纥、吐谷浑、契丹等。
这些少数民族因为和亲政策与唐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曾出兵帮唐朝镇压各部反叛。西突厥国内混乱，曾想与大唐和亲以显示地位的象征，目的就是借助大唐威名，但太宗以“汝国扰乱，君臣未定，战争不息，何得言婚”的理由拒绝西突厥和亲请求。
通过和亲的方式，唐朝甚至可以参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军事，为唐朝谋取最大的利益。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后，不仅为唐朝带来和平，也使唐朝获得吐蕃军事上的支持。
文成公主带去吐蕃的物品有：经史典籍三百六，还有种种金玉饰。诸种食物烹调法，以及工巧技艺制造术等。以至于让吐蕃的文化生活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文成公主在吐蕃受到了最高礼仪的欢迎。
“二十二年，右卫率长史王玄策使回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从玄策讨破之，来献俘虏。王玄策出使西域被囚禁，后来连夜出逃，到吐蕃后借精兵返回攻打天竺。
对唐朝而言，和亲政策拉近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使其成为中央王朝的臣民和可靠的盟友，服从唐朝统治者的诏令，并向唐王朝纳贡，甚至在必要时还会出兵援助。
郭元振也说到：“太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最为开放，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是中华夷狄兼爱如一，除了优待少数民族将领以及和亲外，还能通过太宗的长城观看出来。”
长城的修建是为了抵御少数民族侵扰，虽然在抵御方面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并非万全之策，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不能阻挡游牧民族，还可能导致王朝灭亡的因素。
唐太宗继位后，东突厥入侵，太宗虽与颜利可汗刑白马盟誓在渭桥，但“夷狄弱则边境无虞”。东突厥灭亡后，在安置突厥降众问题上意见不一，许多大臣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弱则扶，疆则叛”，应遣至黄河以北，立酋长各统其部分而治之，修长城，将游牧民族挡在中原境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