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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面也有四百年战乱和门阀之间的相互征伐，削弱彼此势力，让军武势力崛起的关陇集团逐渐成为一种可以和门阀对抗的势力。
终于在历经两晋、南朝后，隋代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唐承隋制，继续实行科举制，且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制度上趋向完备。到了唐代前期，则是以关陇集团为主体，联合其他门阀士族集团支持皇权这样一种政治格局。
以武开国的君主为了稳固既得的地位，也为了重振皇权，必然要竭力避免门阀士族操持权柄的局面出现，故而大量任用寒士和下层士人，使之进入权力中枢，排挤门阀士族情势难免。
那么关陇集团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形态？更没有凌驾于皇权之上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在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的政治道路上旧有的门阀已渐成为一个阻碍，严重干扰着官僚政治的更新和正常运转，成为皇权政治的潜在威胁。可以说隋以及唐前期的政治，是关陇集团衍生出的新贵族与皇权政治的结合，是有别于东晋南朝门阀政治的新贵族政治模式。这种门阀政治新格局遭到的第一次冲击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
武则天的上位对以后的唐王朝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而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武则天成为皇后以后，关陇势力即遭到了无情打击，顾命大臣之一的褚遂良首先遭到贬黜，紧随其后，针对长孙无忌的打击也展开。至此，作为顾命大臣的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权利斗争中双双倒台。而在打击长孙无忌的同时，关陇集团势力也遭到清洗，关陇勋贵势力越发衰落，政治权力更进一步向皇权集中。
所以当李隆基登基之后，所谓的门阀士族已经没有往昔势力，已经没有武力对抗朝廷的实力。
对于荥阳郑氏的这种手段，就是利用谣言误导百姓，然后启动舆论攻击府衙，让原本的朝廷政策无法执行。
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也就两种情况，地方官员前期没有做好舆论导向，并深入乡里基层进行宣传，执行朝政时过于简单粗暴，双方言语不和，起了冲突。
还有就是地方宗族势力强大，朝廷官员和地方豪族没有达成利益一致或者是不愿意同流合污，地方豪族就想方设法逼走官员。
李隆基把奏折递给姚崇，姚崇看到后说道：“陛下，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
姚崇的意思是，朝政好比天道，就如天上的太阳要照射黎民的身上，要温暖人身首先要了解人心。
有了利于万物生长的气息，万物才能生长，生命生长需要生气的滋养，没有生气的滋养万物就会死亡，帝王治理地方需要有名正言顺，名不正则无法治理地方。
李隆基说道“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
这是《管子-枢言篇》的话意思是：帝王，就是要分清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什么事应当放在后头。把黎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对了，把高贵和骄傲放在前面就错了。
对于这件事，就用后世经验比较好，李隆基说道：“齐州官员丈量土地逼死百姓，有违人和，百姓动乱则社稷不安，调京军龙骧军前往齐州，大理寺、御史台，靖安司派人联合彻查此事，还黎民公道。”
“关于田亩，就按照郑家提交的田地鱼鳞册进行核定，对于无主之田全部划归河北道都督府，由当地折冲府组织屯田。”
既然郑家掌握当地的话语权，李隆基没有打算和他扯皮，行啊，不让丈量土地，那朕就下旨承认郑家递交官府的田册，
京军的龙骧军前往齐州，有军队在，府衙丈量田亩土地再当地乡绅闹事和对抗当地府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其实只需办一件事，丈量土地和郑家鱼鳞册不一样，那郑家就有欺君之罪，那就不要怪李隆基借郑家的人头杀鸡骇猴。
要么郑家就捏着鼻子自认倒霉，自己承认只有鱼鳞册上的田地，那多余田地会被河北道军镇都督府登基在自己名下，让齐州武备府名正言顺收走田地，进行屯田。
李隆基让萧宗起草了调兵敕谕，盖上玉玺。
“臣领命！”郭元振起身道。
郭元振大唐的行军大元帅，获得一等功勋，赐紫色五爪金龙服，一身戎装，拿着敕谕和调兵虎符出了军机省。
齐州之行，郭大元帅准备亲自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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