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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列，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流闻奏。
第六条列，勘问诸寺院中外国僧人之来由。功德使下令没有度牒的外国僧人回归本国，规定违抗者将被处以极刑。
第七条列，敕令禁止新建一切寺院。对于申请修缮的寺院，必须要有相关官员视察后认为确有必要才可以施行。
第八条列，拆除所有村坊佛堂，将里面供奉的佛像转移到官府认可的寺院。乡村中较大的佛堂改作他用。
第九条列，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外，敕令长安、洛阳两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
第十条列，检校天下寺院僧尼人数。开始办理四十岁以下的僧尼还俗，非皇家功德使批准，不准私自增加僧尼。
全国各州的大小寺院已经基本上被拆除或作他用。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
长安最富丽堂皇的章敬寺、青龙寺被改为百姓游园花园；安国寺改为忠烈安国寺祭祀保卫大唐牺牲将士英烈石刻碑。
只留下大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与庄严寺四座寺院，每寺最多留僧三十人。洛阳的情况亦是一样。全国四十一道各允许留寺一座，按照级别可以留僧五到二十人。所以全国加起来包括京都，一共留寺院四十九座，容纳僧众大约800人。
李隆基朱批：“遵照施行，此为永列，入唐律。”合上奏卷，让三省尽快实施，御史台巡察各州府县。
大唐皇帝不好当啊，儒家缚手，法家锁喉，佛教捏肋，现实掣肘，李隆基革故鼎新，推行变法必定妨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权威。
现在大唐很多人士族乡绅及乡民就是为躲避苛捐杂税以及兵役徭役而视佛门为避难之所，更本着佛门“慈悲为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远离战争，造成了大唐军队兵源的招募困难，
姚崇的政治理念“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是“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利国利民性举措。
唐朝经过九十年发展到了繁盛时期，南洋、中亚、波斯、印度、拜占廷、阿拉伯各地大小国家纷纷派遣使节和商人前往唐朝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经营中国的丝绸、瓷器及各种工艺产品。长安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定居，大唐国子监大学里多是这般学生，最热忱的属日本人，为了学习中国的治国经验和文化制度，天皇政府派大批使臣、学者到中国参观学习，在日本史书上遣唐使，他们居住在中国可达几十年。
日本第六批遣唐使来到长安，李隆基命礼部安排在大明宫龙首殿，命羽林军列队两旁，
隋唐时期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度后期，残留氏族共治制度与母系崇拜心理，天皇是国家象征未拥有绝对的权力，女性天皇符合各方利益而频繁出现。
公元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奈良时代“日本谢绝唐朝的册封，从上到下都虔心向唐朝学习先进制度和文化精髓，元明天皇的模仿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改革将日本潜能释放，生产力提升物阜民丰盛世来临。
皇权强化而世族被削弱，但借助改革获取权益新型幕府(相当于唐朝节度使）藤原家族外戚崛起，
日本政府对派遣遣唐使极为重视，所有使团人员均由精挑细选而出，只要入选使团的人一概予以晋级，并赏赐衣物，还对留学生给予优厚待遇，一般的船员免除得役，使团官员予以一定程度的资助，希望他们学有成就，回国效力。
使团官员，包括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使团成员，除了约半数的舵手﹑水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各业工匠。可以说，日本的遣唐使，基本囊括了日本本土的各行各业，他们对大唐进行了全方位、全天候的学习。
遣唐使到达中国后，遣唐使只有一人可以进京朝见皇帝，进京的只有大使一人，而其余的类似长岑判官等杂职35人均留在扬州。
留在扬州的遣唐使团成员，或学习中国文化，或准备回国物资，或购买物品带回日本，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唐朝文明。进京的遣唐大使代表日本与皇帝沟通，进行外交活动。
日本遣唐使向唐朝进贡的主要物品有琥珀、玛瑙、宝器等。日本派遣唐使来唐，主要是出于对唐先进繁荣文化的学习，而唐朝赏赐的物品如乐器、铜镜、大刀等文物正是日本所需要的。
唐朝的工艺美术、生产技术、文史哲学、天文数学、建筑学、医药学、衣冠器物、典章制度等都陆续传到了日本，
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至今，日本民俗风情和生活习惯中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痕迹。
李隆基也是穿越过来晚了几十年，不然白江口之战后，就终止日本遣唐使。不过现在，需要日本的白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