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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刺使，那件事莫要着急，今日武举新生报到，难得如此盛况，今年扩招到千名名额，陪孤在此一起看看。”李隆基很淡定，潞州如真有如此传言，那靖安司和不良人肯定会有消息。
真武大帝转世可以说民间百姓崇拜，不过后面加一句各家拜到圣人门下，那可有谋反篡位的意思了。论谁听到这句话，后脊梁都会发凉，这是杀人诛心的手段。
王昌富身后那几个健壮的汉子，手提描金檀木的依然不见费力的样子，应该是功夫高手。这次突然这么多氏族门阀之家的子弟报名和朝堂发生的事情脱不了关系。
长安三年（703年）的武则天已经八十岁了。她的身体越发虚弱，经常卧病在床，尽管服了不少长生丹药，但却没有一点好转。
一直受女皇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见女皇来日无多，也不免忧心忡忡。他们知道自己之所以有如今的权势，全仗着女皇的荫庇。可一旦女皇病逝，朝中的大臣们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张氏兄弟二人思前想后，决定趁女皇尚在，先下手为强，除掉朝中的反对派。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首先要除掉的人是宰相魏元忠。张氏兄弟与魏元忠的矛盾由来已久。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是洛阳令，早年在魏元忠担任洛州长史，恰好是张昌仪的顶头上司。但张昌仪仗着自己哥哥的权势骄狂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很快受到了魏元忠的训斥，张氏兄弟怀恨在心。
这件事过去没多久，张易之的一个家奴又在洛阳的街市上闹事行凶，魏元忠也毫不客气，抓到这个恶奴之后，就把他给杖杀了。从此以后，张氏兄弟更是对魏元忠恨之入骨。
魏元忠当上宰相后，双方的矛盾越演越烈。公元701年，雍州长史之职空缺，张易之想让他的弟弟张昌期接任，武则天答应了这个请求。但宰相魏元忠却坚决反对，他说张昌期太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他先前在歧州作刺史，搞得民不聊生，雍州是京城所在，怎么能让这种人治理？
武则天仔细衡量了一下，觉得魏元忠所言在理，只好不再言语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魏元忠为二张兄弟干涉朝政深为不满，于是对武则天说，臣受陛下厚恩，现在虽然身为宰相，却不能为陛下尽忠，让二张兄弟这种小人到了陛下的身边，这是臣的罪过！
武则天听后很不高兴，但又不好当面斥责，只是说了几句抚慰他的话，便把魏元忠打发走了。魏元忠的话很快传进二张兄弟的耳朵里，他们更是对魏元忠恨得咬牙切齿，伺机报复。
于是在公元九月初四，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决定扳倒魏元忠，向武则天递上一纸诉状，他们指控魏元忠私下与司礼卿高戬密谋拥立太子登基，说陛下年事已高，辅佐太子才是长久之计。这当然是个诬陷，但张昌宗兄弟早有筹谋。此时魏元忠的官职，是以宰相身份兼任太子东宫的官属，在政治立场上是倾向于太子的，因此这项指控很容易让多疑的武则天相信。而张氏兄弟的诬告牵连太子李显，也因他们曾经逼死过太子李显的儿女、女婿和外孙，与太子李显结下仇恨。担心李显即位后找自己报仇，二张便想趁机将魏元忠和太子李显一网打尽。
不出张氏兄弟所料，武则天一看到诉状便勃然大怒，立刻把魏元忠逮捕下狱，并让为魏元忠第二天在朝堂上与张昌宗兄弟当廷对质。
为了置魏元忠于死地，张氏兄弟决定找一个人出来作伪证，他们找的人就是凤阁舍人张说。张氏兄弟对张说软硬兼施，既以权势相逼，又以富贵相诱。张说硬着头皮答应了。
第二天，武则天召集太子李显和各位宰相在朝堂上旁听。魏元忠和张昌宗唇枪舌剑，可吵来吵去也没一个结果，张昌宗使出杀手锏说，张说听过魏元忠的谋逆言论，可以让他来作证。
武则天随即传唤张说上殿。张说心里清楚张氏兄弟无德无功，其荣宠不可能长久，等到女皇一死，他们必定没有好下场。如果自己今天替他们诬陷魏元忠和太子，将来一旦太子即位，自己肯定没有好下场，张说下定决心说实话。
来到朝堂之上，张说笃定地说到，臣并没有听过魏元忠的谋反言论，张昌宗曾逼臣出面作伪证。此言一出，旁听的众人顿时哗然，张氏兄弟暴跳如雷，厉声高喊道，张说也参与了魏元忠的谋反，他们都是反贼！
一时之间，朝野上下群情哗然。武则天虽然明白魏元忠是被诬害，但因过于宠幸张昌宗兄弟二人，最终还是将魏元忠贬谪出长安，张说也被流放到岭南的荒僻之地。
魏元忠虽然被贬，但他忠直不屈的辩解，证明了太子李显的清白，李显的太子之位没有被动摇。朝臣们也因此对二张兄弟的做法更加愤恨，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了
魏元忠被贬，使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张，也刺激了忠于朝堂的大臣发动政变、诛除二张的决心，为神龙政变爆发、李唐复兴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朝堂前几年是暗流涌动，在魏元忠被贬之后就是风起云涌。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召还已经被废为“庐陵王”的李显回神都，复立为皇太子。同时，新太子李显的长女嫁给了武承嗣的儿子，幼女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李武两家通过姻亲裙带关系，达成妥协，实现对未来的政权分配的平衡。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李家人，武家人，大臣，甚至女皇本人是否能坦然接受这一安排？静静地等着权利的交接，政权的更替？答案是否定的，要不然就不会有之后的政变。此时，另一个“政治势力的加入”也随着女皇的衰老和心态的改变悄然成型，以至影响到整个政权内部的稳定，差点形成颠覆性后果。
“男宠”政治势力的出现，意外整合了“武周政权”内部天然敌对力量复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后，年迈的女皇（时年已经74岁了），精力和体力都已经大幅衰退，人也越发的慵懒，开始沉湎于温柔乡，期间“二张兄弟”（张昌宗、张易之）作为男宠。为了保证自己对政权的持续掌控力，女皇开始让二张充当自己的耳目，插手政务。可是，这两兄弟在女皇的宠幸下，起了不该有的野心，忘记作为面首应该遵循的“职业道德”，开始越界了；而这个“界”就是“对政权的干涉”。
随着女皇的刻意纵容，二张日益跋扈，外臣，甚至是儿子、侄子等很多人不再能轻易面见女皇，女皇的旨意都由二张传达，渐渐围绕在二张身边，独立于“李家、武家”的第三股政治势力逐渐成型。公元701年，武则天的侄孙“魏王”武延基（女皇侄子武承嗣的儿子）、孙子“邵王”李重润（太子李显的儿子）、和武延基的妻子，“永泰郡主”李仙惠（太子李显的长女），三人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在聊天中表达了对武则天宠幸二张，导致二张专政跋扈的不满，不幸被二张的耳目探得，在添油加醋禀告给了武则天后，女皇震怒。
其结果就是，复立太子3年的李显被武则天下旨申斥，其子李重润被逼自缢；侄孙武延基被褫夺王爵下狱，最后死在监狱中，而其怀孕的妻子也自杀了。女皇对自己孙子、孙女、侄孙处置就像对自己的政敌，冷酷无情，毫无感情可言，而这背后的推手就是“二张”；可想而知，此次事件之后，李家和武家对二张是有多恨，只是碍于女皇的威慑，暂时只能隐忍；但是，这对在武周政权下，存在天然敌对关系的两家，在面临二张这一“新的政治势力”带来的生存威胁，联合已然形成。
于此同时，男宠上位，这不仅仅威胁李武两家，更是挑战了武周政权内另一个集团—科考官僚集团的底线。武周时代，女皇为了政权稳定，通过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打破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集团”垄断政权的局面，将政权资源下沉分配，让更多中下层知识阶层进入中央，得以分享到利益，形成专业技术官僚集团；这批人。他们是绝对不允许二张上位，一方面是宗法礼教，另一方面是已经形成科考权利利益分配会随着男宠政治势力崛起被打破。
二张作为年轻的“政治素人”，不是李家也不是武家，更不会得到官僚集团支持，他们只能单纯效忠女皇，让女皇又有了新的控制政权的“工具”。“打压”、“制衡”、“拉拢”一系列政治手段女皇30年是得心应手，屡试不爽；可在二张身上，女皇却忽视了最重要两点：就是“年轻人特有的莽撞”和“对自身力量认识不足下，产生的野心”。
而这两点促使二张做出了逼死女皇孙子、孙女和侄孙愚蠢行为，过早成为政权系统中最危险的“政治诬告谋陷杀手”，让其他政治对手感受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李武两家人对女皇只有畏惧，但是对他们却是“杀之而后快”的恨意。
在逼死宗亲后，二张的行为也愈发开始脱离女皇的控制，他们不仅在挑战武周政权的核心“李武两家”，同时还要挑战维持政权运行的另一个重要群体科考官僚集团。四面树敌，“政变”的发生已然不可逆转。
从公元701年到现在，整整四年的时间里二张趁女皇日渐的年老昏聩和对自己的依赖，逐步杜绝了女皇和外界接触，正如上文提到，亲人和大臣见女皇都要二张的批准；魏元忠被贬新任宰相张柬之继位。武则天皇帝本就年事已高，在权力交接的当口，多事之秋，敏感非常。出于自身利益和政权稳定交接的考量，作为科考官僚集团的代表宰相张柬之坐不住了。
王文锦刚才那番话是试探，各方势力都在即将发生政治交接中押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