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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的四民制度从根上来说，跟后人扭曲了他的本意把人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特别在“士”这里。
朝代发展之下，做官的人从原来的推举制变成了全民科举。
科考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入朝为官，打理一方政务甚至制定国家政策。
读书人的地位越来越高，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军士，“士”也成了士大夫跟读书人，一举成了阶层的榜首。
相反的。
商人被一些唯利是图的人败坏了风评成了贱籍。
工匠里面因为有下九流的存在，“工”慢慢的变成了所谓的贱籍。
就此，什么是良籍，什么是贱籍在老百姓的认知里根深蒂固。
在宋朝那会，因为宋朝的商业发达，良贱通婚并不罕见，这个界线开始模糊。
宋朝末年时，良籍贱籍的说法已经开始进入逐渐消亡的状态。
可惜，前元南下，统治了中原近百年的时候，把古早的糟粕全恢复不单止，还发扬光大。
一整个国家被分成了好几等人。
连古早的奴隶制都死灰复燃。
先帝说句不那么中听的，本就是前元统治下长大的，哪怕他谋夺了这个天下，他的思想也照样受前元这些制度的影响，即便恢复了汉人统治，也同样将整个国家老百姓分成了三六九等。
洪武朝的基本户籍说是只有两类：良籍、贱籍。
但细分起来，良籍有四种——民籍、军籍、匠籍、灶籍。
贱籍更多，有七种——丐籍、乐籍、渔籍、胥籍、堕籍、娼籍、隶籍。
按先帝的想法，只要是良籍都可以参加科举，入仕为官。
但从实际的操作来说，四种良籍的人里面，只有民籍有条件去参加科举。
军籍或者匠籍、灶籍，都是代代相传的，每一代家里都必须出一个正丁从军或者当匠人、当灶户。
这三种户籍的人家里有富余的人口，也叫余丁，在正丁承继了家业，没有出任何意外的情况下才能去做别的事情。
一旦正丁出事，余丁就是替补承继人，而且必须替补，否则就是违法。
所以军籍、匠籍、灶籍的人家，为了以防万一，余丁一般就是在家种地或者协助正丁干活，等着那个万一。
久而久之，好像只有民籍能参加科举了一般。
读书人很快就钻了这个漏洞，把先帝这个户籍的定义，又变成了士农工商这个传承了千年的说法。
更是恢复了之前士大夫最贵，农民次之，其他的无论什么籍都是贱籍拿来套在老百姓的身上。
老百姓能知道个啥！
一直挣扎在温饱线的老百姓压根没法去计较别人怎么定义他们。
【小科普：冷知识，洪武初期大明律规定——对于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末业的商人，可直接抓起来问罪。职业商人本身就是违法的，所以在大明最初的户籍当中，并无所谓的“商籍”，一直到万历年间才给盐商临时加了一个商籍的称呼。至于一直存在的经商的人，大部分家里有田有地，他们的归类是民籍。至于在明朝商人是贱籍的说法，仅仅是历史遗留跟大众认定。没有官方盖章认定。另外，灶籍——即盐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