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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评估会议后的三天，书面意见陆续汇总到林凡手里。
意见比他预想的还要分歧鲜明，像一张光谱。
光谱的一端，是质检站一位年轻工程师提交的、长达八页的技术分析报告。他用详实的数据对比、国内外案例研究和失效模型推演，得出了明确结论：“在当前缺乏本地化长期耐久性数据、且无成熟维护方案的前提下，大规模应用透水混凝土路肩风险过高。建议仅限于非承重、低交通量的景观区域进行极小规模试验，并建立至少三年以上的完整冻融周期观测。”
报告逻辑严密，数据扎实，但通篇冷冰冰的，透着一股“技术正确”的凛然。
另一端，是老高工的意见。只有半页纸，手写的，字迹有些潦草：“东西是好东西，理念也新。但咱们这地方，冬天撒盐化雪，泥水砂石多，孔隙堵了咋疏通？冻坏了谁修？不能光听厂家说，得让他们拿出实打实的、在类似环境下用过五年以上的例子，或者签下责任状，保用期内的维护他们包干。不然，价钱还贵那么多，图个啥？就图个‘先进’的名头？咱们修的是路，不是展台。”
话很直白，甚至有些糙，但句句砸在点子上，是几十年经验淬炼出的直觉性质疑。
中间则是工程科自己的意见，以及另外两位专家的看法。他们态度相对折中：认可技术本身的先进性，也承认存在风险，建议“**在严格限定试验段规模、明确数据监测责任和维护条款的前提下，可以谨慎尝试**”，并附上了一些具体的技术参数要求和验收标准建议。
林凡把所有人的意见摊在桌上，反复看了几遍。他需要的不是简单多数决，而是一个**经得起技术推敲、后续审计，也能让各方基本服气的平衡点**。
陈局那句“实事求是，按程序办”是总原则，但“实事”如何“求是”，“程序”如何走稳，考验的是他这个具体操盘者的智慧和定力。
他先约谈了工程科长。
科长脸上带着明显的焦灼：“林助，不是我们不支持新办法。但这个项目，国道改建指挥部那边催得紧，希望尽快定下路肩方案。如果我们这边评估拖太久，或者结论太负面，指挥部可能直接指定其他材料，或者认为我们局技术保障能力不行。到时候，咱们工程科压力就大了。”
压力被清晰地传递过来。这不仅是技术判断，还涉及部门面子、项目进度，甚至是对外协调的话语权。
“我理解你们的难处。”林凡没有回避，“但正因为是重点项目，用在国道上，才更要稳妥。如果用了不成熟的技术，后期出了问题，就不是进度压力了，那是质量事故，责任谁也担不起。指挥部要进度，更要质量终身负责。”
他顿了顿，指着那些分歧意见：“你看，专家的担忧很具体。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简单地通过或否决，而是**设计一个风险可控的‘实验方案’**，既能获取我们需要的本地数据，又不至于把整条路都押上去。”
“您的意思是……做试验段，但条件要卡得很死？”
“对。”林凡点头，“而且，这个试验段，不能是供应商说了算的‘示范段’，必须是我们主导的、带有严格监测和后评估性质的‘科研段’。规模、位置、监测指标、数据收集责任、出现问题后的处理预案，包括如果失败的经济责任划分，全部要在合同里写死。”
工程科长沉吟着，脸色缓和了些。如果最终方案是“限制性试验”，虽然不如直接采用来得痛快，但至少给了项目一个推进的理由，也部分回应了指挥部的压力。
“那……评估结论怎么写？”
“结论可以分两层。”林凡早已想好，“第一层，基于现有资料，认定该技术在本地区大规模应用的**条件尚不成熟，存在明确技术风险，暂不予推荐**。第二层，考虑到技术创新和本地数据积累的需要，**原则同意在指定路段进行小规模科研性试验**，但必须满足以下七个前置条件……”
他条分缕析地说出自己构思的条件，从试验段长度、监测传感器布设密度、数据公开要求，到供应商必须提供的质量保证金和后期维护承诺。每一条都针对专家意见中指出的风险点。
工程科长听完，长长吐了口气：“明白了。这样写，既坚持了原则，也留了活口。就是……跟供应商谈这些条件，怕是不容易。”
“不容易，才有谈的价值。”林凡语气平静，“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技术真有信心，就不该怕这些约束。如果他们怕，恰恰说明我们的谨慎是对的。”
送走工程科长，林凡又分别给提交了尖锐意见的年轻工程师和老高工打了电话。
对那位年轻工程师，他首先高度肯定了其专业和负责的态度，表示报告中的很多分析将成为试验方案设计的重要依据。然后，他询问对方是否愿意作为技术骨干，参与到后续试验段的监测方案设计和数据核验工作中来。
“当然愿意！”电话那头的声音透着惊喜。对他而言，自己的专业意见被重视，并能参与到前沿技术的本地化验证中，这本身就是极大的激励。
对老高工，林凡的话更实在：“高工，您提的保用期和维护责任，我们打算作为核心条款来谈。到时候合同审核，还得请您老帮着把把关，别让厂家在文字上钻了空子。”
老高工在电话里笑了一声：“你小子，这是给我派活儿啊。行，到时候材料拿来我瞅瞅。”
两通电话，将可能的“反对者”转化为了“建设性参与者”。
做完这些，林凡开始起草《关于透水混凝土路肩技术评估的初步结论与建议》。他写得非常谨慎，力求每一句结论都有依据，每一个建议都具备可操作性。在“风险”部分，他直接引用了质检站报告中的数据和专家意见；在“试验建议”部分，他详细列出了七个前置条件，并说明这些条件是如何回应各方关切的。
写完初稿，他没有立即上报，而是先发给了王主任和陈局，附上了一段简要说明，解释了结论形成的思路和平衡各方诉求的考虑。
王主任很快回复：“**思路清晰，处理得当。既坚持了技术底线，也体现了工作弹性。同意。**”
陈志远的回复稍晚一些，也更简短：“**可。按此准备上会材料。评估小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这一仗要立住。**”
“立住”两个字，让林凡感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他知道，这份结论一旦在局长办公会上通过，就意味着新办法诞生后处理的第一起案例，将树立起一个标杆——技术评估不是橡皮图章，不是利益博弈的遮羞布，而是一把客观、审慎、有时甚至显得“不近人情”的衡尺。
这把尺子量出的第一个刻度，必须精准而坚硬。
傍晚时分，他终于离开办公室。走到楼下，发现不知何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丝在路灯的光晕中飘洒，空气湿润而清新。
他没有立刻去停车场，而是在办公楼前的廊檐下站了一会儿，看着雨幕中的城市。远处国道上，车流如织，灯火如带。
他想起自己起草的那份结论里，那一小段“原则同意”的试验路肩。它可能只有几十米长，藏在某个不起眼的段落。未来，它要承受无数车辆的重压，北方严寒的冻融，还有融雪剂的腐蚀。它会成功，还是失败？数据会证明技术的先进性，还是会暴露其“水土不服”？
这一切都是未知。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从此以后，在这个局里，任何一种新技术的进入，都将首先经过这把“衡尺”的度量。而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执尺者之一。
雨丝随风飘到脸上，凉丝丝的。
他深吸一口带着泥土气息的空气，转身走向停车场。车灯划破雨幕，驶入流动的光河之中。
衡尺已执，分寸在心。而风雨与数据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