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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一个周三下午，厅长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找刘建军。刘建军不在，林凡接的。
“林凡是吧？”是厅长的秘书小王，“厅长想了解试点项目最新进展，刘处什么时候回来？”
“刘处去财政厅开会了，估计得五点以后。”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那你来一趟吧。带上最新材料。”
林凡握着话筒，手心有点汗。直接向厅长汇报？这超出了他的层级。
“小王秘书，要不我请李静副主任去？”
“厅长点名要了解具体情况的同志。”小王说得很直接，“你来。”
挂了电话，林凡深吸一口气。他从文件柜里拿出试点项目的全套材料：周报、月报、问题清单、解决台账，还有那份信息共享评分机制的运行分析。装进文件袋时，手有点抖。
走廊里很安静。林凡的脚步声在厚地毯上被吸收，但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走到五楼，小王秘书已经在门口等着。
“进去吧，厅长在等。”
推开厚重的木门，厅长办公室比会议室里显得更大些。落地窗外是城市的全景，但厅长背对着窗户，正在看一份文件。听见动静，他抬起头。
“厅长好，我是办公室的林凡。”
“坐。”厅长摘下眼镜，“建军不在，你来说说试点情况。简单点，挑重点。”
林凡在对面椅子上坐下，只坐了前三分之一。他打开文件袋，但没有马上拿出材料——刘建军说过，向领导汇报，不要急着翻材料，先理清思路。
“试点运行两个月，总体进展顺利。”他开口，声音比预想的平稳，“主要在三方面取得了进展。”
“哪三方面？”
“第一，信息共享机制基本建立。各部门每周评分，平均分从最初的78分提高到87分。第二，联合审核流程初步理顺。青江大桥项目的三次变更申请，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评审。第三，时间同步开始见效。项目总体进度比原计划提前了五天。”
数据很清晰，都是实打实的。厅长点点头：“问题呢？”
“主要问题有两个。”林凡说，“一是有些部门还不太适应新机制，有时候会用技术理由拖延。二是信息共享的深度还不够，有些关键数据还没放开。”
“具体例子？”
林凡讲了规划处审查拖延的事，但没点名，只说“某个业务处室”。讲了信息共享中各部门的顾虑，但没具体说哪家捂了哪些数据。
厅长听完，问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如果你是刘建军，下一步怎么推？”
这个问题很大。林凡思考了十几秒——时间不能太长，显得没准备；也不能太短，显得轻率。
“我想……分三步。”他说，“第一步，巩固现有成果，把已经建立的机制固化下来，形成制度；第二步，突破难点，选择一两个最关键的共享数据，重点推动；第三步，扩大范围，如果试点成功，考虑在更多项目中推广。”
“难点选哪个？”
林凡早有思考：“资金拨付状态信息。这是建设处最关心的，也是财务处最敏感的。如果能把这个数据共享出来，让大家实时看到资金到哪一步了，既能减少建设处的催问，也能倒逼财务处提高效率。”
厅长笑了——这是林凡第一次在正式场合看到厅长笑。
“你倒是敢想。”厅长说，“财务处的数据，那么好动？”
“所以需要厅领导支持。”林凡说得很谨慎，“如果试点项目能开个口子，允许财务处把拨付状态信息共享给项目组，我们可以建立严格的权限控制和审计跟踪。”
厅长没马上表态，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说：“你回去写个具体方案，怎么操作，怎么控制风险，怎么评估效果。下周给我。”
“好的。”
“还有，”厅长看着他，“试点这几个月，你有什么体会？”
这个问题更大了。林凡想了想：“最大的体会是，改革不能只靠自觉，要有机制；但机制也不能太死，要留空间。就像……走钢丝，一边是规范，一边是效率，要找平衡点。”
厅长点点头，没再问：“去吧。方案抓紧。”
走出办公室，林凡后背全湿了。小王秘书送他出来，低声说：“厅长对你印象不错。”
“谢谢王秘书。”
回到办公室，林凡坐在位置上，半天没动。刚才那二十分钟，像做梦一样。他不仅直接向厅长汇报了工作，还得到了布置任务的机会——不是通过刘建军转达，是直接布置。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进入了厅长的视野，意味着他的工作得到了最高级别的关注，也意味着……他站在了更高的台阶上，但也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
下午五点，刘建军回来了。林凡第一时间去汇报。
刘建军听完，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低鸣。
“厅长让你直接写方案？”他最后问。
“是。关于资金拨付信息共享的具体方案。”
“这个事……很敏感。”刘建军说，“财务处的数据，一向是他们最核心的权力。你要动这块，等于直接挑战他们的底线。”
“我知道。但厅长既然让做方案，说明有这个考虑。”
“考虑和做成是两回事。”刘建军站起身，走到窗边，“林凡，你现在面临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陷阱。”
“请刘处指点。”
“机会是，你得到了厅长的直接关注。如果这件事做成了，你在厅里的位置会完全不同。”刘建军转过身，“但陷阱是，你会成为矛盾的焦点。财务处会视你为敌，其他处室会看你笑话，成功了可能被摘桃子，失败了责任全在你。”
这些话很直接，很残酷。林凡听着，心里那点兴奋渐渐冷却。
“那……我该怎么做？”
“做，但要有策略。”刘建军走回座位，“第一，方案要写得滴水不漏，把所有可能的风险和对策都想到；第二，要争取关键人的支持，特别是财务处长；第三，要留后路，万一推不动，要有体面的退出机制。”
“财务处长那边……怎么争取？”
“我帮你去沟通。”刘建军说，“但你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会提很苛刻的条件。”
接下来的三天，林凡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方案写作中。他调研了省内外类似的做法，咨询了信息化专家，甚至找了审计处的朋友了解数据安全要求。方案写了二十页，从技术实现到权限管理，从风险控制到效果评估，事无巨细。
周五下午，他把初稿拿给刘建军看。刘建军看得很仔细，改了几处表述，让语气更缓和些。
“可以了。”他说，“周一我带你去找财务处长。”
周末，林凡没有休息。他把方案又过了三遍，模拟了财务处长可能问的所有问题，准备了应对答案。周日晚，他失眠了，脑子里反复演练着各种场景。
周一上午九点，刘建军带着林凡来到财务处长办公室。财务处长姓赵，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正在看报表。看见他们进来，他摘下眼镜。
“建军来了？坐。”语气很平淡。
“赵处长，打扰了。”刘建军坐下，“厅长让办公室研究资金拨付信息共享的事，我们做了个初步方案，想听听您的意见。”
赵处长接过方案，没有马上看，而是看着林凡：“这就是那个搞试点的小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