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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书办留下的“十日之期”和“双倍税额”，像两座大山，把李家坳每一户人家的脊梁都压得咯吱作响。村子里死寂得可怕，连平日里最是闹腾的孩童，似乎也感知到了大难临头的恐惧，变得悄无声息。人们不再下地——地里也没什么可指望的了，只是缩在家里，像等待最终判决的囚徒，眼神空洞地望着门口，仿佛那里随时会闯进来索命的无常。
李老栓家更是如此。双倍的税额，对于这个早已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半袋藏着的高粱，即便全部交出，也远远不够零头。李老栓彻底垮了，整日蜷缩在墙角，不吃不喝，仿佛一具还有口气的僵尸。妇人只是默默流泪，机械地做着一点家务，眼神里已没了活气。狗剩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连大气都不敢出。
整个家里，只有李根柱还在疯狂地转动着大脑。他知道，哀求没用，躲藏没用，胡里长和那个刁书办绝不会放过他们这只“儆猴的鸡”。他尝试过去找赵老憨、孙寡妇，想看看能不能几家人一起想点办法，哪怕是凑点东西去黑市换钱。但绝望早已吞噬了那点刚刚萌芽的互助念头，赵老憨家门紧闭，孙寡妇也只是隔着门缝哭着说自身难保。
所有的路似乎都被堵死了。
十天时间，在巨大的恐惧中，流逝得飞快。第九天的傍晚，夕阳如血，将李家破败的院落染上一层不祥的红色。该来的，终于来了。
没有敲锣，没有吆喝，但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伴随着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胡里长亲自来了，身后跟着那个尖嘴猴腮的甲首，以及四个膀大腰圆、手持棍棒的家丁。这阵容，比上次陈二爷来催税时，更具威慑力。胡里长脸上没了平日那点虚伪的客套，只剩下冰冷的算计和毫不掩饰的恶意。
篱笆门被粗暴地推开，发出刺耳的声响。胡里长一行人径直闯进了院子，如同闯入无人之境。
“李老栓！十日之期已到，税粮准备好了吗？”胡里长站在院子中央，声音不大，却带着刺骨的寒意。
李老栓像受惊的兔子，从墙角猛地一颤，连滚爬爬地出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里长老爷……开恩啊……实在是……实在是拿不出来啊……家里能吃的都……”
“拿不出来？”胡里长冷笑一声，打断他的哭诉，“刁大人的话，你是当耳旁风了？双倍税额，乃是定数！拿不出来，就用家产抵！用人口抵！”
“家产？”李老栓茫然地抬头，看着家徒四壁的茅屋，“老爷，您看看，这家里还有什么能称得上家产啊……”
甲首在一旁阴恻恻地接口：“老栓，别装糊涂了。上次官差那事还没调查清楚？还有，听说你家根柱近来本事不小，总能弄到点野物山货？这钱粮，都藏哪儿去了？”
这就是明摆着的栽赃和勒索了！把抚恤当成欠债的理由，把艰难求生的手段当成藏匿资产的证据！
李根柱站在屋门口，拳头紧握，胸中怒火翻腾，但他强迫自己冷静。硬拼是死路一条，必须智取。
这时，胡里长已经不耐烦了，他对家丁使了个眼色：“搜！给我仔细地搜！看看这刁滑之家，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
如狼似虎的家丁们应声而动，开始翻箱倒柜。破旧的箱柜被掀开，仅有的几件破衣服被扔得到处都是，灶台被扒开，连老鼠洞都用棍子捅了捅。妇人吓得尖叫一声，晕厥过去。狗剩和吓得大哭。
混乱中，一个家丁似乎发现了什么，他在堆放杂物的角落用力踢了几脚，露出了下面一块略显松动的石板。“老爷！这里有古怪！”
李老栓见状，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不能动啊！那是种粮！是最后的种粮啊！”
但已经晚了。两个家丁合力撬开了石板，露出了下面一个不大的土坑，坑里，赫然放着那半袋金黄的高粱——李家明年春天最后的希望，也是眼下全家活命的最后依仗！
“哼！果然藏了好东西！”胡里长脸上露出得意的狞笑，“还敢说没有？这就是抗税的罪证！给我搬出来！”
家丁伸手就去抓那袋粮食。
“住手！”
一声暴喝，如同惊雷，在院子里炸响。
李根柱再也忍不住了，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挡在了地窖口前，双目赤红，死死盯着胡里长和那些家丁。他知道，这袋粮食被抢走，全家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横竖都是死，不如拼了！
“李根柱，你想干什么？造反吗？！”甲首尖声叫道，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他似乎想起了上次李根柱面对官差时那不要命的架势。
胡里长也眯起了眼睛，眼中寒光闪烁：“小崽子，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刻？敢拦着官差……哦不，是拦着本里长执行公务？你这是找死！”
几个家丁挥舞着棍棒，围了上来，气氛瞬间剑拔弩张，达到了冲突的临界点！
李老栓吓得魂飞魄散，想去拉儿子，却浑身瘫软动弹不得。狗剩停止了哭泣，惊恐地看着哥哥如同护崽的猛兽般，挡在那些凶神恶煞的大人面前。
李根柱心脏狂跳，血液冲上头顶，但他残存的理智告诉他，不能直接动手。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压下拼命的冲动，改用一种极其压抑、却带着锋利棱角的语气说道：
“里长老爷，您说这是执行公务？敢问，朝廷哪条王法规定，可以强抢农户最后的种粮？刁书办说的是缴纳钱粮，可没说要断人生路，绝人宗祠！这袋种子若是没了，明年我们全家饿死事小，可这一甲的钱粮份额，岂不是永远都缺了一角？到时候上官追查下来，里长老爷您，又该如何交代？”
他没有哭诉哀求，而是直接抓住了两个关键点：一是“种粮”的特殊性，抢种粮等于杀鸡取卵，在道理上站不住脚；二是将李家的存亡与胡里长的“政绩”捆绑起来暗示威胁——李家死绝了，他胡里长也未必好过！
这话一出，胡里长和甲首都愣了一下。他们习惯了农民的愚昧和顺从，没料到这个平时闷不吭声的小子，在这种时候竟然能说出如此条理清晰、甚至带着点威胁意味的话来！
冲突，在这一刻，出现了微妙的凝滞。李根柱不再是被待宰的羔羊，他站了出来，试图用语言和智慧，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