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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我醒来时，身边是空的。
卧室里一片黑暗，只有书房门缝下透出微弱的光。我起身，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轻轻推开书房门。
苏芷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圈将她笼罩。她背对着我，头发松散地垂在肩头，正对着画纸发呆。桌上摊满了颜料、画笔、还有下午从李大爷那儿拿回来的剪纸。尘尘蜷在旁边的椅子上睡觉，尾巴偶尔轻轻摆动。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这个场景很熟悉——无数个夜晚，她就这样坐着，沉浸在创作的世界里。但今晚有些不同。她的背影看起来……很安静，不是那种投入工作的专注，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凝视。
“还没睡？”我轻声说。
她回过头，眼睛在灯光下显得很亮：“吵醒你了？”
“没有。”我走过去，手搭在她肩上，“怎么了？”
她指了指画纸。上面是她尝试调出的红色——不是鲜艳的正红，也不是暗沉的深红，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带着微妙层次的颜色。在台灯的光线下，这红色有种说不出的质感，像老式绒布，也像褪色的春联。
“我还是调不出来。”她的声音有些沮丧，“李大爷剪纸的那种红……有温度。我调的颜色，只有色相，没有温度。”
我拉过另一把椅子坐下，仔细看着那抹红色。确实，她的技法没有问题，颜色的配比也很准确，但就是少了点什么——那种只有时间才能赋予的、无法复制的质感。
“也许，”我说，“你不需要完全复制。”
她转头看我。
“也许，”我指着画纸，“你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红色。属于你的、对这个社区理解的红色。”
她沉默了一会儿，重新看向画纸。然后，她忽然笑了。
“林小白，”她说，“你有时候真的很会安慰人。”
“我是认真的。”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因为握画笔而冰凉，“李大爷的红色，是属于他和老伴记忆的红色。而你的红色，是属于你理解这些记忆后，想要表达的红色。它们可以不一样。”
她看着我的眼睛，然后轻轻点了点头。
“陪我坐会儿？”她问。
“好。”
我起身去厨房冲了两杯蜂蜜水。回来时，她已经重新拿起画笔，但不再试图调色，而是在纸上随意地画着线条——社区老楼的轮廓，梧桐树的枝干，晾衣绳上飘动的衬衫。
我在旁边坐下，看着她画。笔尖在纸上游走，发出沙沙的声响。书房里很安静，只有这声音，和窗外偶尔驶过的车声。
“你知道吗，”她忽然开口，笔没停，“我今天看着李大爷翻相册的时候，突然想起我爷爷。”
她很少提起家人。
“你爷爷？”
“嗯。”她画下一道弧线，是楼房的屋檐，“他也是那种，把什么都收得好好的的人。我小时候住他那儿，他有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的全是‘没用’的东西——车票、电影票根、老邮票、甚至糖纸。我问他留这些干嘛，他说‘以后看着，就知道自己怎么活过来的’。”
她停下笔，喝了口蜂蜜水。
“那时候我不懂。觉得旧东西就该扔，新东西才好看。后来爷爷去世了，整理遗物时，我又看到那个饼干盒。打开，里面每一件东西，都突然有了重量。”她的声音轻了下来，“那张1965年的电影票，是他和奶奶第一次约会看的电影。那张褪色的糖纸，是我爸小时候最爱吃的糖。那叠厚厚的车票，是他每次来成都看我的记录。”
我静静地听着。
“我坐在那儿，抱着那个饼干盒，哭了很久。”她看向窗外，夜色浓重，“因为突然明白，我差点扔掉的是什么——不是旧物，是一个人一生的印记。”
尘尘醒了，跳下椅子，蹭她的腿。她弯腰抱起它，放在膝上。
“所以李大爷的那些照片，”她继续说，“那些他小心保存了四十年的照片，对他来说，就是他的‘饼干盒’。而我们……”她顿了顿，“我们在做的，其实是帮他把饼干盒里的东西，拿出来给更多人看。让那些记忆，不只是他一个人的。”
“所以你才这么执着于那抹红色。”我说。
“嗯。”她点头，“因为那不是颜色，是时间的厚度。是我爷爷饼干盒里的糖纸，是李大爷相册里的笑脸，是所有即将消失、但值得被记住的东西。”
她重新拿起画笔，这次不再纠结于调色，而是蘸了清水，在纸上晕染开一片淡淡的红。很淡，几乎透明，但在这片淡红之上，她用细笔勾勒出社区的轮廓——不是写实的，而是意象的，像记忆本身一样模糊而温暖。
我看着那幅画慢慢成形。没有具体的建筑，没有清晰的人脸，只有线条、色块、和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那是她心中的社区，不是眼睛看到的，是心感受到的。
“好看。”我说。
“真的？”她有点不确定。
“真的。”我认真地说，“因为它有温度。”
她笑了，那是一种释然的笑。放下画笔，她靠进椅子里，长长地舒了口气。
“林小白，”她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做这个项目，其实是在治疗自己。”
“治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