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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王彩凤提供的具体信息，刘梅花心里那点不安终于落了地。信息就是武器，时机就是战机。她不再像前几天那样被动等待，而是开始主动筹划。
首先，她需要确认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下个集日，也就是五天后，是镇上十天一次的大集。刘癞子和那个姓胡的木材贩子约在老槐树下“看货谈价”，说明交易还没完成，甚至可能连价格都没完全谈拢。这是关键窗口期。
其次，她需要决定如何“使用”这个信息。直接举报？目标太大，容易把自己暴露，而且举报后刘大柱最多是受到处罚（如果证据确凿的话），未必能直接解决她的户口和独立问题，反而可能结下死仇，让他更疯狂地报复。
最佳方案，是利用这个信息作为谈判筹码，逼刘大柱就范，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但要谈判，需要一个合适的、有分量的中间人，以及一个让刘大柱无法拒绝、也不敢事后反悔的“协议”。
学校老师出面谈判，身份合适，分量也够，但老师们做事有原则、有顾忌，恐怕不会同意用“把柄”去威胁家长，哪怕对方是个人渣。而且，这可能会给学校带来不必要的非议。
那么，还能找谁？村里有威望、又相对公正的人？老支书？他似乎有些怕事，未必愿意蹚这浑水。
或许……可以“借力打力”？让刘大柱自己意识到危机，主动寻求“解决”？
一个计划渐渐清晰。她不需要亲自出面威胁，只需要让刘大柱“知道”她已经掌握了关键信息，并且有渠道能让这些信息“不小心”泄露到该知道的人（比如林业站、派出所）耳朵里。同时，给他一个“体面”的台阶和看起来“划算”的交易。
这个“渠道”和“台阶”，需要巧妙设计。
刘梅花想到了一个人——镇初中的张校长。原主在镇初中成绩优异，张校长对她印象很好，曾为她争取过困难补助。最重要的是，张校长为人正直，在镇上有一定声望，而且和刘家沟的老支书是远房亲戚。如果通过他……
但如何联系张校长，又不暴露自己现在的具体位置和意图？直接写信或打电话？不太安全。
或许，可以“偶遇”？下个集日，张校长会不会去镇上？即使不去，也可以通过王彩凤家杂货铺传递消息？但这样绕的弯子太多，容易失真。
正思忖间，李红英老师找到了她，带来了一个消息。
“镇上教办和派出所的同志，明天会来我们学校，主要是了解校园周边环境和一些情况。”李红英意味深长地看着她，“王校长把之前反映的关于你父亲可能涉及的问题，也顺便提了一下，算是备案。明天他们可能会简单找你了解一下家庭情况，你照实说就行，但关于那些…盗伐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确凿证据，就说不清楚，只是听说。明白吗？”
刘梅花心头一动。这或许是个机会！教办和派出所的人一起来，而且学校已经做了“铺垫”。如果她能巧妙地、在不暴露信息来源的前提下，透露出一些更具体、更“可信”的细节，让来人觉得有必要关注甚至初步核实，那么这个消息很可能通过官方渠道，以一种“非正式警告”或“例行询问”的方式，传到刘大柱耳朵里。
对于一个做贼心虚的乡下汉子来说，没有什么比“上面的人”突然问起更让他恐惧的了。这会让他确信，女儿手里真的握着能让他倒霉的把柄，而且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我明白了，李老师。谢谢您。”刘梅花点头。
“别紧张，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父亲这两天没来了吧？”
“没有了，谢谢学校。”刘大柱自从上次刘小军来传话后，大概是在等回复或者憋坏，这两天确实没在校门口出现。
“那就好。你安心学习，第一次月考考得很好，要继续保持。”
第二天下午，刘梅花被叫到一间小会议室。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穿着警服的中年人，表情严肃；另一个是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人，应该是教办的。
问话很简短。主要是了解她的家庭基本情况、为什么来县里上学、和家里有没有矛盾、父亲是做什么的等等。刘梅花如实回答了家庭矛盾（父亲重男轻女，逼婚，不同意上学），也说了自己是偷跑出来上学。关于盗伐的事，她按照李红英的嘱咐，说只是“好像听村里人议论过，说有人偷砍集体的树去卖，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爸，也不清楚具体情况”。
但她“无意中”补充了一句：“不过，前几天我遇到一个以前的同村，闲聊时她说，最近好像有外面的人来村里谈什么木材生意……”
警察和教办的同志对视了一眼，没再深问，只是记录了下来。又嘱咐她安心学习，有困难找学校，然后便结束了问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