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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海森堡本人来说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他知道，没有玻恩和约尔丹，矩阵力学根本不可能创建。
而玻恩作为哥廷根团队的领头人，更是将此视为对自己的羞辱。
海森堡收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信后，立刻给玻恩写了一封信。
但玻恩此后多年还是对诺奖委员会的做法耿耿于怀，1950年代他曾经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信：“当时海森堡对矩阵是什么根本没有任何概念，直到我告诉了他。正是他获得我们共同工作的所有荣誉，比如诺贝尔奖。我没有在1932年和海森堡一起获得诺贝尔奖，当时深深地伤害了我，尽管海森堡写来了一封很友好的信。”
当玻恩终于在1954年以72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奖时，海森堡才感到一些宽慰。
但这可以看作诺奖委员会的补发，虽然给出的理由是“概率解释”，但人家玻恩最大的贡献就是矩阵力学。
而且概率在20年代的量子领域，已经被哥本哈根所接受，后来也是哥本哈根把这个理念真正发扬光大。
可以类比于诺奖委员会给爱因斯坦发奖，理由也不是相对论———就是随便找个借口呗，因为人家的贡献早就值得诺奖。
所以此时李谕提出来概率解释，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没法当作诺奖级发现……
当然了，概率解释本身很重要，此后融合了概率解释、不确定性原理、波粒二象性、不相容原理、互补原理等深刻到近乎哲学的物理思想的哥本哈根解释，给量子力学带来了一次最深刻的革命。
此后的几天，大家把讨论的方向随之转向了李谕提出的这个怪之又怪的概率解释。
李谕顺便还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文。
众人没有达成共识，大家决定回去准备准备，下一次会议再行商议。
但总体看，玻尔、海森堡对此表示了极大热情，并准备进行细节上的补充。
唯独爱因斯坦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量子力学现在固然是堂皇的，然而我的内心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它还不是那回事。虽然这个理论描述了很多东西，但它并没有真正地带领我们更加接近那位“老头子”的秘密，我无论如何都深信那位“老头子”不是在掷骰子。”
爱因斯坦口中的老头子，就是上帝。
这句话便是着名的“上帝不掷骰子”的最初来源。
——
结束这次哥本哈根的小聚会后，李谕准备去柏林看看普朗克，与爱因斯坦、薛定谔同行。
爱因斯坦自然是回去继续上班；薛定谔则去柏林大学开个讲座，顺便参加“面试”。
今年普朗克就要退休了，他的柏林大学理论物理教授一职需要找个继任者。柏林大学对此非常重视，因为这个职位几乎是欧洲大陆理论物理学的最高职位，他们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爱因斯坦肯定不在委员会考虑之列，他已经是柏林大学一个特殊的物理教授，而且是没有教学任务的教授。
李谕肯定也不行，他在欧洲待不了这么久，更何况还不是德国人。
海森堡有被委员会考虑过，可他太年轻，只有24岁。
所以最终进入名单的只有两人：薛定谔与玻恩。
委员会更加偏向于薛定谔。因为玻恩在哥廷根的职位也不算低，不见得会放弃；其次，今年堪称薛定谔“奇迹年”，波动力学横空出世，惊世骇俗，柏林大学非常看好他。
爱因斯坦笑道：“应该要提前恭喜了，将来我们就是同事，可以在学术上有更多探讨。”
后来的世纪大辩论中，爱因斯坦是和薛定谔一个阵营的。
薛定谔说：“就像你当初离开苏黎世一样，我还有些犹豫，毕竟苏黎世这个小城的生活太惬意，对我的肺部也很友好。而柏林不仅有紧张的政治氛围，工业化的污染空气更让人呼吸困难。”
李谕说：“你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职位太吸引人了，不是吗？”
“的确很难拒绝，”薛定谔有些纠结地说，“苏黎世大学在得知柏林大学对我的邀约后，竭力挽留，愿意给出一个苏黎世大学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联合教授席位，薪水翻一倍。”
“教学任务哪？”李谕问。
“很遗憾，教学任务也要增加一倍。”薛定谔苦涩道。
他每周的教学任务已经是11小时，增加一倍就要超过20小时了，根本没有时间再搞研究。
“那还有什么好考虑的？”爱因斯坦说，“来柏林吧！”
薛定谔说：“在此之前，我要先去一趟美国，进行一系列讲座。”
爱因斯坦鼓掌说：“好差事！他们给多少钱？”
“威斯康星大学自己就出了2500美元，”薛定谔说，“此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想让我直接留在美国，担任他们的理论物理教授，薪水非常不错。”
爱因斯坦立马摇头：“柏林大学能给予你同样的待遇，学术氛围还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乃至整个美国好得多。”
“我当然不会答应，”薛定谔果断说，“我很难想象，美国竟然是一个禁酒的没开化的国度！”
“是的，如果不能喝酒，和原始社会有什么区别。”爱因斯坦赞同说。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没把美国学术圈放在眼里……
但目前美国的藤校们，对于大佬们的批评只能听着，然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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