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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驶过太平洋，抵达上海，迎接的有胡适、蒋梦麟等人。
和其他刚来上海的老外一样，逛了一圈后，杜威对李谕说：“上海很像纽约，这些西式建筑让我恍惚间以为没有离开美国。街道的布局以及如此众多的繁荣店面，除了面孔大多是亚洲人，与美国的海滨城市并没有太多不同。”
李谕说：“所以才说大上海嘛，整个亚洲首屈一指。”
胡适则说：“先生，我们在大同大学布置好了演讲台，两位请过去吧。”
杜威问：“我不会中文，直接用英文演讲可以吗？”
胡适说：“肯定不会有问题。”
此时的季节还没有太过炎热，听众热情十分高。
杜威其实并不擅长演讲，而且有些不修边幅，穿着很随意，好在讲的内容不错。
会场打出了“科学权威代替传统权威”口号，这是新文化运动者很喜欢的一句。
杜威站上台后，慢悠悠地说：“我明白大家义愤填膺，在此我只能再说一次，学生终归是以学习为目的，要是能够以更加智慧的爱国精神表达政治观点，采取政治行动，将更有效果，同时能保护自己。”
“但若是加上足够的智慧，那么火药可以变成枪弹，水汽可以转动机械。效果翻了数倍！”
“你我都是学界中人，就应当以智慧的方式，将社会上各个方面组成得像先进的机器一样，每个零件互相配合，发挥出极大效用。而一旦拆散开，就成了废铁。所以必须有正当的团体，互相帮助，才能达到最好的目的……”
“万万不可感情用事，需要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那样才能志之所在，往而必达。否则就是五分钟热血，就算可以痛快一时，也会像火药爆发，转瞬即灭；又如水汽蒸发，立即消散。”
“对此我非常震惊，我曾特意询问一个路人，问他对日本人占领满洲的看法，他却神色自若地回答我，“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
“而我要特别告诉诸位，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
“……”
随后的演讲则是李谕，他不得不提一个关键问题：“最近我去了趟巴黎，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事情，虽然最终结果没出来，但情况非常不容乐观。
不过在大庭广众讲这种揭短的事，确实让一个外国人来说比较合适。”
“我在船上就知道，孙先生的提议为五族共和，在政治理念上是非常高明的一招，现在也的确做到了，怎么有人仍保持曾经清朝的观念？
当晚，杜威住在李谕的豫园中，他对这种传统中国园林简直爱疯了，恨不得以后也在美国建一个。”
“从这些小事中，让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缘于心理习惯的冷漠。
李谕和杜威讲的，肯定会发在报纸上，让众多学生看到，算是比较合时宜。”
“我明白，但在美国，只要拿出一个外形，很多人就如痴如醉。即便有意境，他们也体会不到，”杜威说，然后指着假山、鱼池说，“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个。”
“不管什么权威，都不应该过分看重，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实际的认知和效度。
迅哥对国人冷漠的认知肯定要更加深刻，但他是通过文学作品来阐述，形式不太一样。迅哥的方法属于韧劲强、后劲大、持续时间更长的。”
好嘛，不愧搞哲学的，杜威真的敢说。
“而在面对山东问题时，他却又义愤填膺，丝毫不让。”
“我来到中国的时间并不久，但我发现传统中国文化下的普通人，似乎对国家问题十分冷漠。”
“我知道中国人一直拼命学习西方，要改变现状，对此我十分欣赏。”
“还有，我专门乘坐了上海的人力车，路上发现一个行人被撞倒，看样子受了骨折之类的伤，但其他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是路过的巡警将伤者送往了医院。”
李谕说：“中国园林讲究意境，就算贵国现在营造方面更胜一筹，却绝对玩不明白“意境”二字，这是中国艺术中最灵魂的东西。”
李谕笑道：“里面养了鲤鱼，如果杜威先生带回美国，恐怕会有点破坏生态平衡。”
“不都是鱼嘛！”杜威并不在乎。毕竟这时候还没有太多物种入侵的概念，“而且能不能活着带到美国都不好说，实在不行我放进去几条密西西比河中的鱼。”
“只要不太凶，又好养就可以。”李谕说。
——
次日，孙先生知道杜威来后，也登门造访。
“本人现在潜心学问，这次来也只是为此。”孙先生说。
杜威说：“即便谈政治，我一个哲学教授也谈不了多少，何况还是贵国的政治。”
孙先生说：“我看了报道，知道杜威先生秉持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正好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想与您探讨一下。”
杜威说：“先生请讲。”
孙先生说：“关于您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提到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影响了众多中国的读书人。想做到知行合一绝非易事，所以后来产生了两种观点，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
杜威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欧美之人，只知道知之为难，未闻行之为难。”
即杜威认同“知难行易”。
孙先生深以为意：“我有同样的感慨，知难行易，知难行易啊！现在的中国，就是找不到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孙先生人生相当波折，尤其是革命道路上。
其实在普通人看来，确实是“知易行难”，因为你总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
而一旦到达某个层次，需要探寻未知的事物时，便是“知难行易”了。
反正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对错，经常被当成辩论题目。
杜威问道：“李谕院士，你怎么看待？”
李谕说：“中国的古训长久以来是“知易行难”，因为学问大体固定，只是有些人不愿采取行动。虽然某种程度上说，知易行难没有错，但问题是国人缺少了“知难行易”的观点，我认为二者都应该有。”
杜威笑道：“李谕院士更有中国人的中庸特点，不喜偏激。”
李谕耸耸肩：“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特色，与西方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