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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说：“正式席位减少，但代表团的整体人员并不会少，只要能提出我们的意见便好。”
“该提的当然得提，”李谕不再讲悲观的事情，转而说，“我也准备去趟欧洲，多年不见，爱因斯坦、普朗克还有卢瑟福等人给我的电报已经积成山。”
蔡元培说：“我也非常想去，但没法脱身。”
李谕笑道：“我去欧洲是会会一些科学界的朋友。孑民兄要是去，肯定难免参与到政治之中，受一肚子鸟气。”
蔡元培被李谕说得也有些担心了：“现在国内情绪这么好，要是堂堂战胜国都拿不到该拿到的利益，恐怕会埋下莫大的隐患。”
“可不只是隐患那么简单，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所面对的现实往往会更残酷，”李谕悠悠道，“总之，咱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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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的动作很快，十几天就组建了一支豪华的代表团。有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以及驻比公使魏宸，以陆徵祥为首席代表。
正好这时候除了国外的巴黎和会，北洋政府还得国内和南方展开和谈。为了缓和与南方广州军政府的关系，代表团加进去了南方的代表王正廷，让胡惟德退出。
由于只有两个正式席位，参加和会时，中国每次出席的代表只能采取轮流参加制。
整个中国代表团有五十二人，包括专家十七人，外籍顾问五人。这支代表团阵容非常豪华，基本是国内最好的一批外交家。
陆徵祥曾说：“弱国无外交，但有外交家。”
就算很困难，他们还是很想做点事。
除了代表团，梁启超同样要完成自己旅欧的梦想，而且拉上了蒋百里和张君劢。
在车站登上火车时，不少记者等着采访采访陆徵祥，不过直到火车快出发，他才卡着点来到车站，然后在随从的护卫下迅速进入车厢。
火车先开往天津。
路上，陆徵祥突然找到李谕：“院士先生，听闻你们的航空公司已经有了前往东京的航班。”
“是的。”李谕点了点头。
陆徵祥说：“我要秘密搭乘这趟航班，前往日本。”
“去日本？”李谕有些愕然。
陆徵祥说：“具体不便明说。”
李谕也不需要问，于是说：“现在只有一架飞机，可以坐四个人。”
“够了，”陆徵祥说，“其他人坐轮船，晚点再到。”
“好吧。”李谕直接答应。
陆徵祥先去日本，估计是想跟日本方面就某些问题达成默契。
他是个老练的外交家，在举国欢腾时同样保持了一点清醒，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尤其是领土这个关键问题，陆徵祥决定尽量问清楚日本的态度，在巴黎和会上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毕竟此时青岛已落入日本手中。
还有一个让陆徵祥保持沉默的重要原因是，中日两国已在1918年秘密签署山东问题换文。这当中很多条款不仅不能让国内民众知晓，更不能让欧美列强知道。
但日本之行不太顺利，陆徵祥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仅仅进行了一些口头上的沟通，没有形成正式换文，为此后的巴黎和谈埋下了纷争的伏笔，（八成内田康哉这条老狐狸是故意这么做的）。
更无语的是，陆徵祥逗留东京期间，代表团一只装有重要文件（包括中日秘密协议全文）的箱子被盗。后来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这一被盗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陆徵祥也因此背上了沉重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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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徵祥走后，李谕对梁启超说：“任公看起来也组了一个旅欧考察团。”
梁启超得意道：“北洋政府里多少还有点我们研究系的人，他们给我拨了六万元经费，到了欧洲，我可以为中国代表团做做舆论宣传。”
李谕笑道：“成了公费考察。”
“给的经费还是太少，我想看看欧洲的坦克、飞机、大炮，顺便买回来一些。”蒋百里说，他还是挂念着这些大宝贝。
李谕说：“不用着急，他们会卖的。要是运力足够，甚至能买来大贝莎。”
“420mm口径、攻破烈日要塞的那一款克虏伯榴弹炮？”蒋百里问。
“没错，不过它太重，用不好只能成为活靶子。”李谕说。
“还是坦克与飞机更有新鲜感。”蒋百里说。
李谕说：“英法德几国应该囤积了上千架飞机寻求买家，这是最需要留心的。坦克的话也太重，拍点照片，搞点资料就够。”
蒋百里关心的还有军事理论：“不止武器装备，去了得研究研究德国到底是怎么败的。”
李谕说：“这个课题大了去，估计你要在德国待上一段较长时间。”
蒋百里说：“不管怎么讲，都是一场值得学习的大战。”
李谕开玩笑道：“简直太值得所有人学习了！”
应该说从一战的索姆河战役开始，现代战争再次回归了“唯快不破”的原则。
只不过一直到二战时期，只有最顶级的名将才能参透这个道理。所以丘吉尔才会说：“将军们总是为上一场战争做准备。”
一战走过的坑，英法等国在二战以更惨痛的方式又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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