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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尔典显然还是想给日本送个顺水人情，虽然英国现在有点恼火日本仗着英日同盟的关系在远东地区肆意扩大自己的势力，但他们一时之间并没有办法阻止。
日本已经不止一次强调，自己要做中国的“保护国”，中国的一切问题，包括与其他各国的交涉，须取得日本同意才行，否则就要强行干涉，也就是说中国的内政外交均无独立自主的权力。
当然日本的真实想法北洋政府的高层全都知晓，根本不可能让日本做什么所谓的“保护国”。
只是德国这个声明有点惹恼英法等国，英法更加由着日本人，靠日本人施压来让北洋政府对德宣战。
……
李谕走出总统府，不经意间遇到的这场非正式外交会晤让他切身感受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颓势。
真为顾维钧等外交家感到苍白的无力感，没有硬实力谈判桌上真的很难争任何东西。
次日，李谕按照惯例来到北京大学做讲座，讲了讲基本的一些物理学，大体都是些高中电磁学内容。
讲完后，李谕在教职工办公楼撞见了辜鸿铭。
“李院士，听说你去了趟总统府？”辜鸿铭拦住李谕问道。
“辜先生消息好灵通。”李谕说。
辜鸿铭没好气地说：“他是不是真的胆大包天想要复辟？”
李谕反问：“您说哪？”
辜鸿铭敲了敲手杖：“他肯定有这种祸心！我早就看出他是个逆贼！”
从多年前起，辜鸿铭就与袁世凯非常不对付，他编过一个痛骂袁世凯的小故事：
有一次，一个西洋人对辜鸿铭说：“凡是到中国来的西方人，虽然住了很久，但体质没有什么变化，形体和外貌依然和以前一样，这样的人，是贵种。如果西方人一到中国，没有住多久，忽然体质就变了，大腹便便，肥头大耳，这种人，是贱种。”
辜鸿铭问：“为什么会这样？”
西洋人回答说：“在中国，各种食品的价格比我们西方的要低几倍。我们西方的那些贱种之人，看到你们的食品那么便宜，于是都放开肚子猛吃。因此他们到中国不久，形体就变了，大肚如坟堆，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模样。”
辜鸿铭说：“我国的袁世凯，在甲午之前，本是乡里的一个穷无赖。不久他发了横财，成了暴发户，而且官越做越大，直到北洋大臣。后来他丢掉乌纱帽，回到老家。但他有钱财，又造房舍，买田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袁世凯同您所说的西方贱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别人说袁世凯是豪杰，我看袁世凯是个贱种。”
骂得相当之露骨。
而且更麻烦的是辜鸿铭的英文非常好，他把骂袁世凯的话都翻译成了英文，向国际新闻界揭露袁世凯。
辜鸿铭曾经在英文报纸上发文说：“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必须有卓越的道德力，才能赢得民众的尊崇，可是袁世凯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先是屈从革命党，然后耍阴谋诡计，借军队的力量逼皇帝退位，最后变成共和国的总统。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表明他甚至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也不具有，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
作为在洋人圈里有不低知名度的人，袁世凯不方便动他，但非常头疼他的言论。
袁世凯也想过拉拢辜鸿铭，两年前，他还没有称帝想法时，就委托张謇、唐绍仪，想招辜鸿铭入伙。
他们设宴款待辜鸿铭，席间二人引用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话来劝说辜鸿铭。
辜鸿铭立刻反驳：“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
好嘛，连着张謇、唐绍仪也骂了。说完扔筷子，拂袖而去。
再之后袁世凯又锲而不舍地托人邀请辜鸿铭做他的家庭教师，开了每月500元的高薪，已经高于在大学的薪水。
以往辱骂他的事可以既往不咎，要求辜鸿铭缓和一下言辞。
没想到辜鸿铭仍然不屑于向袁世凯屈服，拒绝了这一要求。
总之这位老哥不仅在言论上属于袁世凯很伤脑筋的人，以汉语和英语公开和他斗，毫不隐讳留情；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辜鸿铭也拒绝为袁世凯效劳。
两人之间的仇恨真的是相当深厚。
原因其实很好理解：因为辜鸿铭更加支持复辟。
只不过他忠于的是满清皇室，是紫禁城里的小皇帝宣统帝溥仪。
所以辜鸿铭反袁，不是反对帝制，而是因为要维护帝制。当时间推至1917年，一场复辟的闹剧就自然而然地把辜鸿铭卷了进去。
辜鸿铭心甘情愿地参与张勋复辟，“辫子军”一进京，复辟一成，辜鸿铭就固执地坚持要做外务部尚书，但张勋不答应，因为他觉得辜鸿铭似乎有点“太新”了。后来总算让他当了外务部侍郎。
只不过他没想到，张勋的复辟比袁世凯还要快，短短十来天就草草收场。
一年后，身患尿毒症、无药可治的袁世凯在举国的唾骂声中郁郁而终。
虽然他有点开历史倒车，但权力到了老部下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即便和袁世凯也闹翻，多少有点知遇之恩，这么多年的感情在那放着。
所以北洋政府还是下令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举哀三天。
但辜鸿铭却公然置禁令于不顾，在家中大宴宾客，表示庆贺，可见他对袁世凯仇恨之深。
或许这并非真的由于他与袁世凯有什么个人恩怨，仍旧是辜鸿铭心中的文明理想所使然。
林语堂对他的一个评价可谓恰当：“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世。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