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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与李谕搭乘了同一列火车，路上还与李谕聊起了博弈论。这是一个在各行各业都颇受欢迎的学科，政治上自然也不例外。
“院士先生的两本书我时常带在身边，我在大学时代曾研究过数学，但真正让我感觉到数学的魅力的，没想到是院士先生的博弈论以及混沌理论。不管是混沌理论中的鲤鱼效应，还是博弈论中一个个精彩的模型，都让我激动万分！”威尔逊翻着这两本书说，“我们普林斯顿大学的许多教授都时常夸赞。”
李谕说：“如果教授们可以继续帮我完善两个理论的证明，将更加感激。”
“那就是数学家们的事了，”威尔逊说，“我只能关注已经证明的结论，毕竟数学早已不是我能够掌握的。”
李谕笑道：“我写这两本书的目的并非只是针对数学领域，就是希望更多人领约到数学的美妙。”
威尔逊说：“随着美国强大，我开始考虑世界的格局，博弈论是最好的武器之一。比如与英国未来的关系，以及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你知道的，欧洲的情况对我们的贸易至关重要。”
李谕说：“欧洲各国的关系可是一团乱麻。”
“的确如此，”威尔逊说，“我如今格外关注以往多有轻视的俄国，记得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七十年前作过一则预言：未来将有两个国家各自主宰世界一半的命运，就是美国和俄国。”
李谕心中一惊，这个叫托克维尔的说得竟然还挺准，起码苏联时期这样，1830年代就能做出如此判断很不简单。
威尔逊继续说：“与其同时代的普鲁士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又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我看来，政治又是经济的体现。所以国力的强弱直接取决于经济的强弱，继续延伸，经济的强弱又是工业实力所决定。而如今的工业时代，已经不是当年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情况。”
能当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眼界还是很强的。而且颇有学院派作风，说话一丝不苟。
美国就是靠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迎头追上。
第一次工业革命，搭建一套蒸汽动力的工业体系，需要几十万种基本零件。要求工业国拥有上百万的工业人口。
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内燃机与电力出现，基本零件的数量膨胀了一个数量级，达到了数百万种。
从这一刻起，工业化就成了大国游戏。需要千万级的工业人口，否则连门槛都够不到。
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庞大的人口，都是关键。
在二十世纪初，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只有俄国以及美国。
（此时的大清连带着阿三确实没有被人家瞧上哈。而且有清一代，咱们的资源勘探很滞后，资源其实有点跟不上。不过不算什么坏事，否则就算勘探出来，也会被列强还有更可恨的小日本所掠夺。）
李谕说：“工业又能够在科技上体现，而科技则离不开教育。”
“这就是我热衷于教育的原因。”威尔逊显然很赞同李谕说的话，直接点到根儿上了。
李谕则突然心中一激灵，看来时代裹挟这句话果然名不虚传，自己就算并没有想去接触军政，但搞教育、搞企业，已经不可避免会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在只是间接。
威尔逊继续说：“如今的欧洲并不太平，英国输了布尔战争，俄国输了日俄战争，欧洲大陆的两强德国与法国更是因为普法战争势不两立。如果，我是说如果，德法爆发战争，世界格局将大不一样。”
李谕问道：“您也认为欧洲会发生战争？”
“也？”威尔逊说，“这么说，你同样有此论点。战争嘛，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我想下一个打起来的还会是德法，如今二者都在积极备军。”
其实不止威尔逊，很多人都做过类似判断，现状很好判断：大部分法国人都想与德国再干一架。
如今的德国是强，但法国并不弱，一直在积攒力量要拿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就连中国的初中生都因为语文课上学过《最后一课》知道这件事。
只是没有人会想到一发不可收拾罢了。
李谕说：“博弈论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型，即胆小鬼博弈，可以粗略描述大国博弈。”
李谕此前给俄国大使讲过，胆小鬼博弈的模型本身非常简单：就是两名车手向对方驱车而行，最先让开的一方会被耻笑为“胆小鬼”。
如果两边都示弱，让开车道，显然是和局收场，双方收益都是正的；
如果两边都死磕，那没的说，都是车毁人亡，双方收益都是负无穷；
但真正让人着迷的是如何做到一方假装死磕，另一方见没办法，只能示弱。这时候假装死磕的就是收益最大方。
但威尔逊显然自己研究过，接过话说：“我知道，谁伪装死磕到底，谁就能够获得最大收益。”
李谕说：“问题出在沟通上，也就是如何让对方相信自己要死磕到底，同时能够获悉对方会选择示弱，这是关键所在。”
威尔逊说：“如此机密的信息，恐怕别人很难获知，除非情报工作极为出色。”
“而且除了博弈论，也不要忘了鲤鱼效应所提到的，世界是个整体，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更何况两个强国的战争，很难预测怎样发展，所以……”
威尔逊接着说：“所以不能奢望控制局面。”
李谕点了点头。
威尔逊笑道：“和聪明人说话真是太有趣了！来，我们再下盘棋，打发路途时光。”
在美国自然是下国际象棋，但李谕对国际象棋不算熟悉，只能随便下下。
威尔逊在新泽西州下了火车，李谕则继续乘车前往纽约。
司徒美堂和邹周在车站迎接，司徒美堂高兴道：“好兄弟！”
李谕抱拳：“司徒大哥，别来无恙。”
司徒美堂说：“我好得很。”
李谕说：“时间过得真快，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纽约这边情况不错吧？”
“非常好！好得不能再好！”司徒美堂说，“工厂的进展极为顺利，哪怕如今美国遇到了股灾，一点也没有影响咱们的生意。”
李谕说：“如此就好。”
走出车站，遇到了不少华人，李谕好奇道：“他们要去哪？”
司徒美堂说：“去听演讲。”
“演讲？”李谕问。
“怎么，闹了半天你连这事都不知道？”司徒美堂讶道，“康有为来纽约了。”
“他来做什么？”李谕说。
司徒美堂说：“听说是改组保皇会，要成立什么国民宪政会。”
李谕说：“走，我们去凑凑热闹。”
李谕在路上看了看报纸，大体知道了什么情况。
自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跃跃欲试，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到立宪之中，并且为了将来在国内提高影响力，梁启超按照国外经验，准备组织政党，然后给远在瑞典小岛度假的康有为写了一封信：
“今日之局面，革命党极力蔓延，及至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全力与之争。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故拟在上海开设本部后，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
“……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内为政府所嫉，外为革命党所指，难以扩充。”
康有为看完信后，同样来了精神，真的从瑞典赶回了纽约，动手改组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只是梁启超和熊希龄觉得名字不妥，应该叫做“帝国宪政会”。
话说康有为一度还想称其为“国民党”，但是没有如愿。
会场上，康有为用一个大喇叭进行着演讲：
“皇上日渐有权，圣躬必可无恙，从此不复劳吾同志之忧矣。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成立大党，遍于五洲，实居举国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