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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是赋税重地，所以，玉柱先从江南下手，统一全民的赋税，并规定死了地租的上限为亩产的二成。
只要超过了这个地租，那就对不住了，必须重罚一万倍。
也就是说，地主们敢多收一斤地租，只要被查到了，就罚一万斤粮食，且上不封顶。
常校长败退到了孤岛上，能够迅速的稳定住局面，就是搞了全岛的土改。
只不过，常校长用的是相对温和的赎买方式，没有采取暴力没收的方式罢了。
玉柱呢，既不赎买，也不没收，但是，必须一起交税。
阶级矛盾的缓和，不能太过激烈了，要有足够的耐心慢慢的去改。
因为，时代环境不同，步子走太大了，容易扯着蛋。
不恨寡，只恨不均！
王莽搞的井田制，就是土改嘛，他是真想均了贫富，缓和阶级矛盾。结果，得罪了全天下的官僚地主，最后被攻入长安的绿林军给砍死了。
这个时代，秀才可以几十亩地以内不纳税，并免除家里的两人徭役。举人老爷和官绅们的田产，无论多少，都是不需要纳税的。
老四虽然成了仓皇逃窜的叛逆，但是，老四推行的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当差、火耗归公和养廉银，都是善政。
玉柱对此深以为然，搞得比老四当皇帝的时候，还要彻底。
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好不好？肯定很好了，也是个良策。
但是，王安石疏忽了一点，让地方官府去推动青苗法，并进行考核，就等于是逼着地方官去做恶。
地方官都是流官，他们为了完成政绩，什么坏事都敢干。比如说，硬逼着不缺钱的农民，借官府发出的高利贷。
这不是抢钱嘛？
玉柱是老官僚了，他不喜欢搞太暴力的改革，而更喜欢温水煮青蛙。
等水烧开了，时机也成熟了，青蛙已经被煮得腿软了。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军不太可能有大规模战争。而且，现有的十五万帝国陆军，最短的兵龄也超过了三年。
所以，这个时候，玉柱的高瞻远瞩，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借着江南土改的机会，玉柱开始动手了。
除了驻扎于西域的第二镇之外，近卫镇、第一镇、第三镇、第四镇里的一半军官和老兵，开始陆续转职于地方新成立的警察局。
转职的所有待遇不变。比如说，老兵们的月饷是十两银子，到了地方警察局之后，依旧是十两银子不变。
但是，这十两银子的月饷负担，就转嫁给了地方官府。
钱由地方出。但是，并不是地方官府直接发给警察局，而是朝廷收了钱上去，再转发给转职的警察们。
这么一来，朝廷的军费开支，大幅度的降低了。
要知道，此前朝廷单单是养最早的那批五万新军，就要花掉一千多万两银子。
转职的推行，既解决了养兵的财政压力，又很好的解决了陆军内部的山头问题，还可以更好的控制住地方的治安问题。
与之相对应的，帝国政府成立了警察总署，统管全国的各地警察。
也就是，警察局不归地方政府管辖，直接隶属于朝廷。
凡事，有利必有弊。
玉柱权衡了利弊，才作出的何种安排。
逻辑其实很简单，地方官府若想无法无天的做恶，必然要利用六扇门的衙役。
警察局垂直管理之后，不敢说完全没有害群之马。至少，从源头的动机上，被迫做恶的地方压力，必然小很多倍。
在警察总署成立的同时，玉柱又不动声色的组建了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警务监督局。
警务监督局的人不多，也就几百个人而已。
但是，他们监督地方警察局的时候，就是倾巢出动，详查某个县，或是某个府。
想想看，地方警察们只要做了恶，肯定会留下大量的痕迹。
玉柱的搞法是，要么不查你，查你的时候，就一次性派去一百多人，从府局到县局，每个警察都必须过关。
这个时代的一个县，才多少人？
一百人派下去，挨家挨户的走访排查，像筛子一样的过滤。干坏事的害群之马，必然会暴露。
玉柱的心里非常明白，只要认认真真的查，仔仔细细的查，肯定会抓出害群之马。
动真格的查，谁都怕！
隔墙扔砖头的查，没人在乎！
长此下去，警方内部，绝大部分就都是奉公守法的好人了。
李家坡和香港的警方，就是可以参照的典范。
尤其是香港警方，没有整肃之前，几乎是无警不贪，名声奇臭无比。
老兵们的待遇不变，警察局也有实权，转职的阻力，就会小很多。
再招募进来的陆军新兵，只能是先拿一两银子的辅兵军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