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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梅花厂要分房子这件事还是让很多人感到羡慕的。
南京城里并不是其他所有的厂子都有能力全面盖宿舍楼的。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就和中央大佬以及专业研究经济的专家进行过研究。
关于住房问题实际上是新中国的大问题。
不要以为五十年代中国人没有住房问题，真实情况是五十年代中国城镇面临的住房问题实际上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加窘迫。
在历史上中，新中国提出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现代化的概念。
这还真的不是中国领导人的眼皮子前，而是基于新中国的实际情况便是如此。
民国时期城里有修房子，然后修好拿出来卖的吗？当然有，比如上海知名的四大公寓，还有武康大楼等等。
这算是民国时期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了。
但是这个时期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几乎都是不考虑普通百姓的。
去上海的霞飞路、淮海路、武康路、文庙、城隍庙等地逛一圈就知道了。
民国时期所有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都是只针对富豪的。
大名鼎鼎的四大公寓更是请了法国著名的设计师进行设计。
淮海路上的那些洋房，一个两个都是富豪权贵住的。
稍微差一点的富豪便是住所谓的石库门。
在后世，上海石库门是贫民区的代名词。但在这个时代，石库门是有钱人住的。
后世的石库门那是七十二家房客，把一个独栋别墅拆成了若干个部分，分给了上海市民居住。
现在的很多石库门，那可是一家三五口人直接住着三层楼的联排别墅，自然是有钱人的代名词。
而城市内的穷人在这个年代住什么地方呢？
后世时空中喜欢把穷人安排在各种弄堂里，住着对于后世人觉得很破旧的老房子。
但实际上在城市里有立锥之地，有片瓦遮头，这已经不算穷人。以上海和南京为例，一家五口住在弄堂里，有三间房的那种。
其实已经是在城市里有着比较体面的工作了，或者是警察或者是记者或者是洋行的办事员。
实际上更多在城市里从事体力行业的劳动者，他们基本上就是沿着河拿竹竿草席搭建棚户。
新中国成立后没收了大量的外国在华资产，也没收了很多资本家的财产，得到了大量的住房。
然后毛主席等人把这些住房分配给了城市里这些住在河边的棚户居民。
所以现在南京市里的居住环境是如何的？
是三十平米左右的一个房间要拥挤下一家五口人，甚至是更多人。
居住环境比从前住在河边的棚户好了。
很多人也很满意。但是毛主席等人觉得，如果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就心安理得了，那么自己头上的帽子不如摘了。
尤其是李锐出现后，他带来了许多后世的资料。
其中就有关于后世关于人均居住环境的调查资料。
根据专业人士的测算，一个人的居住面积以个人来计算，不能低于十七点五平米。
这个大小几乎是人类的临界值。低于这个居住面积，人往往在家中难以展开正常的交际活动。
并且对心理也有巨大的压抑。而当时毛主席也问李锐，关于后世人均居住面积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李锐也没有避而不谈，而是大大方方的说道：“中国人均居住面积最拥挤的城市，第一是香港，第二是上海。这两个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都达不到最低居住面积标准。”
“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仅只有二十四平方米，这还是把郊县地区那些大面积的农民房都算上的结果。
如果仅仅计算上海外环线之内的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居住面积可能只有十五平米左右。”
“而香港则是算上农民房、算上公屋，人均居住面积依然只有十五点八平米。大多数香港人住的地方还没牢房大。所以在后世有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
毛主席问道：“是什么？”
李锐半是玩笑半是悲哀的说道：“香港年轻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坐牢。因为算上坐牢的三餐、居住面积、监狱医疗等等，比你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还划算点。”
毛主席和周总理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两人都要气乐了。
还好他们都看了后世的各种资料，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建设，所以就算是生气，也是没有发作。
“我们国家的住房问题是需要解决啊。”毛主席站起来来回踱步：“我看了小李提供的资料。历史上中我们国企建房子分房子也是有很多问题啊。”
周总理也点点头：“是啊，我看了那些资料。其中干部以权谋私，需要的人排不上号。领导的亲属优先住大房子，这些问题很严重啊。”
“不仅仅是如此。”毛主席补充道：“我看了一些资料，历史上七八十年代，国家改制对国企资金进行提留。这些国企突击花钱，乱盖员工楼。
还欠下面乡镇企业的钱。等到效益不好了，他们的楼也没盖完，乡镇企业大队集体的钱也欠着还不上。一欠下来就是好几年，有的直接变成了死账。”
“那国企的房子不盖了吗？”李锐问道。
毛主席却笑着反问：“那小李你怎么看？”
“这件事要分开来看。”李锐想了想说道：“一棍子打死国企对员工的福利分配政策，这不对。但是放任着国企随意对员工进行福利分配，这也不对。”
“前者容易让员工对国企失去向心力。我所在的年代听说过很多老一代工人为了保住工厂设备，以身犯险甚至拿命保护设备的故事。
这种事情不是一件两件，而是许多。这些工人愿意这么做，说到底他们是真的做到了那句宣传上的话“以厂为家”。”
李锐说道这里比较唏嘘。
因为很多故事里，这些以厂为家的工人们在面临改开面临改制，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