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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再次沉默。
这时，周浩的手机震动。是派去孙秀芳老同事那里的侦查员发来的消息：
“周队，问到一个关键信息：孙秀芳年轻时有个追求者，叫陈志远，当年在纺织厂当电工。据说追求得很疯狂，孙秀芳结婚后还纠缠过一段时间。这人现在住城东，61岁，独居。”
61岁。
周浩把手机推到桌子中央：“61岁，符合‘高龄男性，生精功能可能衰退’的条件。而且住在城东老工业区——李曼，那个Y-STR的相似案例就在城东吧？”
李曼点头：“是的。”
“查这个陈志远。”周浩站起身，“赵队，你带人去。重点查他有没有做过结扎手术，或者有无相关疾病。还有，昨晚的不在场证明。”
“明白。”
“老秦，你重新检查尸体，看有没有我们遗漏的细节。尤其是那些微小的抵抗伤——如果凶手是老人或少年，死者可能反抗更激烈，或者更轻微。”
“好。”
“李曼，继续攻技术难关。Y-STR要完善，线粒体DNA要争取。另外...”周浩顿了顿，“查一下本市做过结扎手术的男性数据库，和警方的有前科人员比对。虽然范围大，但总比没有方向好。”
“数据库可能不完整，很多小诊所的手术记录不全。”
“能查多少查多少。”
会议结束前，吴启明突然说：“周队长，还有一种可能性，虽然很小。”
“您说。”
“样本污染。”吴启明认真地说，“如果现场有其他物质混入，或者保存容器有问题，可能导致精子破裂溶解。我建议你们复查整个证据链，从提取到送检的每一个环节。”
周浩记下了。但他心里清楚，李曼做事极其严谨，污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可能的是，他们真的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凶手——一个能留下精液却留不下DNA的人。
下午一点，排查组会议室的白板上已经写满了数字。
“以案发地为中心，半径三公里内，常住男性人口约4.2万人。”统计员小张汇报，“如果按专家给出的四种条件筛选...”
他切换投影：
“14岁以下男孩：约5800人。”
“60岁以上男性：约5100人。”
“已知做过结扎手术的男性：医疗记录可查的约1200人，但实际数字可能翻倍，因为很多人是在小诊所做的手术，没有完整记录。”
“先天无精症患者：发病率约1%，即约420人。但这类疾病很多人不自知，或者讳疾忌医，真实数字难以统计。”
周浩看着那加起来超过一万的数字，感到一阵无力感。
“交叉筛选呢？”他问，“比如60岁以上且做过结扎的？”
“约300人。”
“14岁以下且有性犯罪可能的？”
小张苦笑：“周队，这个真没法统计。但根据青少年犯罪数据库，这个区域14岁以下有猥亵、骚扰前科的男孩...有7人。”
“先查这7个。”周浩顿了顿，“还有，把名单和孙秀芳的社会关系网比对。她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所有认识的男性，挑出来重点查。”
“已经在做了。”赵建国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沓文件，“陈志远的情况摸清了。”
他摊开资料：“陈志远，61岁，原纺织厂电工，二十年前因工伤提前退休。独居在城东机械厂家属院3栋402。未婚，无子女。邻居说他性格孤僻，很少与人来往。”
“和孙秀芳的关系？”
“纺织厂老员工确认，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陈志远确实疯狂追求过孙秀芳。当时孙秀芳是厂花，追求者很多，但她选择了老实巴交的孙建军——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据老员工回忆，孙秀芳结婚那天，陈志远在厂里喝得大醉，差点把宿舍点了。”
“后来呢？”
“孙秀芳结婚后，陈志远消停了一段时间。但大概在她生完孩子后，又开始纠缠。有次晚上跟踪孙秀芳回家，被孙建军发现，两人还打了一架。后来厂领导出面调解，陈志远被警告处分，之后就老实多了。”
周浩翻看着陈志远的档案照片——一张二十年前的工牌照，瘦削的脸，眼神有点阴郁。
“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控制得还行。邻居说他还经常骑自行车去买菜，看起来身体不错。”赵建国补充，“关键信息来了——五年前，陈志远因为前列腺增生做过手术。医院记录显示，当时医生建议他同时做输精管结扎，因为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再生育。他同意了。”
周浩抬头：“所以他做了结扎？”
“手术记录上写的是‘前列腺电切术+双侧输精管结扎术’。时间：2018年3月17日。”
会议室里的人都精神一振。
“年龄61岁，做过结扎，住在城东老工业区，和死者有情感纠葛历史。”周浩列出关键点，“昨晚的不在场证明呢？”
“他说在家看电视。但独居，无人证明。”
“查他家的垃圾桶、下水道，看有没有销毁证据的痕迹。申请搜查令。”
“已经在办了。”
周浩感到案子第一次有了清晰的方向。但多年的刑侦经验告诉他，太清晰的指向往往意味着陷阱。
“不要只盯陈志远。”他对赵建国说，“同时推进其他方向的调查。保安陈建国那边，继续施压。还有孙秀芳的丈夫孙建军，虽然在外地，但要核实他的具体行踪。女儿女婿的社会关系也要查。”
“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