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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小玲，从小在南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长大。村子四面环山，几十户人家窝在山沟里，进出只有一条土路。村里人都沾亲带故，唯独谢姨不是本村人。她是从外面嫁过来的，男人死得早，也没留下孩子，一个人守寡过了许多年。谢姨人长得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的，对村里的小孩都很好，尤其疼我。我小时候常去她家玩，她给我炒黄豆吃，给我缝沙包，还教我唱山歌。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细的纹路，很好看。
谢姨四十多岁那年，忽然死了。头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邻居见她没开门，进去一看，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身子都冰凉了。什么病死的，谁也说不清。村里人按规矩给她办了丧事，灵堂设在她家堂屋里，门口摆满了花圈。我们那儿的风俗，人死后要在家里停灵七天，第七天出殡。
第六天夜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见村里炸开了锅。有人敲着脸盆满村喊，狗叫成一片，火把的光从窗户缝里透进来，一闪一闪的。我妈披上衣服就要往外跑，我一个人不敢在家，哭闹着跟了出去。村中央的晒谷场上已经聚满了人，火把插了一圈，照得通亮。人声嘈杂，我听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谢姨家门口的花圈被人偷了。十几个花圈，丢了一大半。
有人看见三个黑影抱着花圈往村西头跑了。村里的几个年轻后生抄起扁担和锄头就追了出去。村长站在晒谷场上维持秩序，让大家别乱，各自回家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可我们这穷村子，谁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大家都不肯回去，等着那几个后生回来。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村西头的土路上出现了几束手电光。那几个后生跑回来了，跑得跌跌撞撞，有两个摔了跟头，满身是泥，脸白得像纸。他们冲进人群，气喘吁吁，好半天说不出话。村长给他们灌了几口水，催着问到底怎么了。
领头的一个后生姓刘，平时胆儿最大，上山打野猪都不怕，可这会儿嘴唇哆嗦得厉害，话都说不成句：“追……追到半路……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村长问。
“那三个偷花圈的……不是人。”
人群一下子安静了。火把噼里啪啦地响，照着每一张煞白的脸。
后生说，他们追到村西头的岔路口，抄近路从树林里穿过去，想在前面截住那三个人。树林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树枝打在脸上，谁也没吭声。等他们从树林里钻出来，堵在土路上，手电光往前一照——就看见那三个人正朝他们走过来。月光底下，他们看得清清楚楚：走在前面的两个，是身材极高大的男人，比村里最高的人还高出半头，穿着拖到脚面的黑布袍子，头上蒙着黑巾，看不清脸。每人手里举着两个花圈，一手一个，四个花圈在月光下白惨惨的，纸花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活的一样在飘。两个男人中间，夹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衣裳，头发散着，低着头，脚不沾地，被两个男人架着往前走。那个人，正是三天前死去的谢姨。
后生说到这里，声音都变了调，像哭又像喊。他说，他们几个人吓得腿都软了，手里的扁担和锄头差点掉了。有人想跑，可腿不听使唤。他们赶紧躲回树林里，趴在一丛荆棘后面，大气都不敢出。荆棘扎得满手是血，谁也没觉得疼。那三个人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慢慢走过去，花圈的影子在地上拖得老长，可那两个黑袍男人的脚底下，什么影子都没有。他们的袍子垂到地面，一动不动的，像是用浆糊浆过的硬纸板。谢姨的头一直低着，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可她走路的姿势，后生说他认得——就是谢姨生前的样子，微微佝偻着背，两只手轻轻摆着，右脚比左脚拖得重一些，因为她生前那条腿受过伤。
队伍走远了，消失在土路尽头。那几个后生才敢从树林里爬出来，一路跑回了村子。跑回来的路上，谁也不敢回头，总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跟着。
那天晚上，村长带着几个胆大的男人打着火把走到村西头，沿着土路找出去好几里地。火把的光在黑暗里一跳一跳的，照着路边的草丛和远处的山影。什么也没找到。谢姨家门口的花圈，第二天早上又整整齐齐地摆回来了，一个不少。可花圈上的纸花全都朝着西边歪，像是被风吹的，又像是被人一路拖着走的。纸花上沾着露水，可花圈的竹骨架上，有人发现了几道深深的抓痕，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攥过。
从那以后，村里天一黑就没人敢出门。家家户户早早关了门，连狗都不敢叫，缩在窝里呜呜地哼。大人吓唬小孩，说夜里不听话，就会被穿黑袍的人带走。我后来再也没在晚上出过门，直到现在，每次回老家，太阳一落山我就把院门锁得死死的，还要拿一根扁担顶上。
谢姨后来被埋在了村东头的山坡上。她的坟不大，碑也不高，碑上的字是村里老石匠刻的，歪歪扭扭。我每次去给她上坟，都会想起那个月夜里抬花圈的队伍。那两个穿黑袍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要把谢姨带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
只有风知道。可风不会说话，它只是呜呜地吹，吹过山岗，吹过坟头，吹过谢姨家门口那棵老槐树，把树叶子吹得哗啦哗啦响，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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