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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阿城，家在东北一座小城。我家门口有一家工厂，生产什么我不清楚，只知道那工厂的烟囱常年冒黑烟，落下来的灰能把阳台染成灰色。那年我高考，学校放了十天假，我闷在家里复习，整天对着课本发呆。
放假的第四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复习得头昏脑胀，忽然想抽烟。我爸的烟藏在客厅抽屉里，我翻出来一盒，拿上打火机，走到阳台上，打开窗户，点了一根。刚抽了两口，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那声音不是普通的响，是那种从地底下往上拱的、震得人五脏六腑都跟着颤的闷响。紧接着，一股热浪夹着气浪扑面而来，像有人拿吹风机对着我的脸猛吹，又烫又冲。我家的玻璃开始嗡嗡地抖，抖了几下，“哗啦”一声，碎了好几块。我吓得蹲在地上，抱着头，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回声，嘴里发苦发干，像吞了铁锈。
我缩回屋里，躲了好一会儿才敢再出来。走到阳台上往东边看，几百米外的地方腾起一团大火，火红得发紫，浓烟滚滚地往上蹿，把半边天都遮住了。那是工厂的方向。后来我才知道，工厂的锅炉炸了，操作失误，压力过大，当场炸死了好几个人，伤了更多。那天晚上，救护车和消防车叫了一整夜。
高考结束后，我被一所大学录取了，整天在家闲着。有一天下午，我和几个朋友在家看恐怖片，看完之后，一个叫阿勇的忽然来了精神，说：“哎，你们还记得前阵子炸了的那个工厂吗？里头死了好多人，现场还没收拾呢。要不咱今晚去探险？说不定还能瞧见死人。”
我当时心里就骂了一句——这什么馊主意？我从小受奶奶影响，知道这种地方不能去，晦气。可阿勇一说，其他几个人都跟着起哄，说去去去，多刺激。我要是不去，就显得我胆小。没办法，硬着头皮答应了。临走前，我偷偷从我妈抽屉里拿了一串珠子，她说那是从庙里请来的，能辟邪。
晚上八点多，我们在工厂门口碰头。工厂的铁门上贴着封条，周围安安静静的，连个路灯都没有。我们绕到围墙边，找到一处矮墙，互相托着爬了进去。厂区里一片狼藉，地上到处是碎砖、焦黑的铁皮，还有烧糊了的不知什么东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臭味，像塑料烧焦的味道，又像烤肉糊了的味道，可一想到这儿死过人，那股味道就变得让人反胃。
我们几个人打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走到锅炉房附近，有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路中间横着一双胶靴，黑色的，高帮的，被烧得变了形，鞋底化了一半，黏在地上。阿勇在后面吓唬我：“这鞋里头的人估计烧没了，就剩这双鞋了。”我没理他，心里已经后悔了。
我们绕过那双胶靴，走到锅炉房跟前。那房子被炸得只剩半截墙，屋顶掀飞了，锅炉翻倒在地上，铁皮卷曲着，像一朵巨大的铁花。四周到处是黑色的烧痕，墙皮脱落了一大片。我看着那场景，后背一阵一阵发凉，就对大家说：“差不多了吧？咱走吧，这儿阴气重。”他们笑话我胆小，可谁也不想再往里走了，就转头往回走。
回到那条小路上时，我们发现——那双胶靴不见了。
我们几个清楚地记得，它刚才就横在路中间，那么显眼。可这会儿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块碎砖。我们四处找，手电筒的光柱扫来扫去，最后在路边一间小平房的墙角发现了那双靴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像是有人故意挪过去的。
这下所有人都慌了。阿勇声音都变了：“谁……谁动过？”没人回答。我低声说：“我说什么来着？不该来。”他们不敢接话。
我们急着找进来的那面矮墙，可转了好几圈，怎么也找不到了。工厂的围墙大部分都很高，只有那处矮墙能翻出去，可它像是凭空消失了。我们沿着墙根走，走一圈，又回到了锅炉房前；再走一圈，还是回到锅炉房。走了四五圈，每次的终点都是那半截破墙和那个翻倒的锅炉。阿勇蹲在地上，声音发抖：“完了，遇上鬼打墙了。”
就在这时，我们发现锅炉房旁边那一排小平房的灯亮了。那些房子黑了一晚上，这会儿忽然亮起了昏黄的灯光，像是有人在里头点了一盏老式灯泡。灯光不亮，暗幽幽的，可在这漆黑一片的废墟里，格外扎眼。
我们几个对看了一眼，谁也不敢过去。可又一想，也许里头有人，能给我们指条出去的路。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去看看。我们排成一队，猫着腰，蹑手蹑脚地靠近那排房子。走到窗户底下，我第一个探出头，从脏兮兮的玻璃往里看。
灯光下，有一个人坐在地上。
他全身焦黑，像从火堆里爬出来的。身上的衣服烧得只剩几条破布，露出来的皮肤全是黑色的，皲裂的，像干裂的河床，有些地方还在往外渗着透明的液体。他的脸也是黑的，看不清五官，只能看见两个眼窝里有一点白——那是眼白，在黑色里显得格外刺眼。他的手指头蜷曲着，指甲烧没了，指尖露出白茬茬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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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里拿着那双胶靴，正拼命地往脚上套。可是他的脚已经烧得变形了，肿得跟馒头似的，皮开肉绽，根本塞不进靴筒。他使劲蹬，蹬不进去，又使劲拽靴筒，靴子被他拽得吱吱响。他嘴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又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喊。他反复地试，反复地失败，动作越来越急，越来越绝望。
我们在窗外看得浑身发冷。阿勇蹲在墙根底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用手比划着，意思是快走，快走。我定了定神，伸出三个手指头，比划了一二三，然后压低声音说：“跑！一直往前跑，别拐弯！”
几个人像弹簧一样弹起来，撒腿就跑。这次没有绕圈子，跑出去不到一百米，就看见那面矮墙了。我们连滚带爬地翻过去，落在墙外的草丛里，谁也没停，一口气跑回家。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都挨了打。家长问起来，谁也不敢说实话，只说去同学家玩了。第二天，阿勇发了高烧，烧到四十度，还有两个朋友也烧了，反反复复烧了好几天。我倒是没烧，可我做了一夜的梦，梦里全是那个黑乎乎的人，坐在地上，拼命地穿那双胶靴，怎么都穿不进去。
后来我听大人们说，那次锅炉爆炸，有一个工人就在锅炉旁边，当场就被炸没了。等救援的人找到他的时候，只剩下一双胶靴。
那双胶靴，就是我们那天晚上看见的那双。
后来工厂拆了，盖了居民楼。可每次路过那片地方，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想起那个焦黑的人，想起他“嗬嗬”的叫声，想起他永远也穿不上的那双胶靴。他是不是一直在那儿坐着，一遍一遍地穿，一遍一遍地掉，直到有人把他的鞋挪走，直到有人发现他？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片废墟，也再没在夜里走过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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