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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业多年的护士曾这样对我说：“我在医院工作的时间不算短了，亲眼送走的病人，已经多得数不清。但我得告诉你，他们中有不少人，在离开之前，都显现出一些让我一辈子都想不通、也忘不掉的‘征兆’。”
她慢慢回忆起两三年前的一位老人。老爷子躺在病床上，生命如风中之烛。弥留之际，他不再呼唤妻儿的名字，而是用尽最后气力，一遍遍含糊地喊着：“妈……妈呀……” 喊的是他母亲的小名。更让人心头发紧的是，他那双枯瘦的手一直向前伸着，手指微微蜷曲，仿佛正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时而轻轻晃动，仿佛一个懵懂孩童正乖乖地跟着母亲走路。他的面容奇异地舒展开，甚至带上了一丝依赖和安详，嘴里发出些谁也听不清的、哼唧般的呓语，整个人的神态都倒退回遥远的幼年时光。没过多一会儿，老人便平静地停止了呼吸。
“这些年，我还见过更‘标准’却也古怪的现象，”护士接着说，“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回光返照’。都说久病之人忽然精神焕发不是好事，但真正见过那场景的人，才知道有多具体，多反常。”
她举了一个例子：一位七十五岁、患癌的老太太，经历了大手术和化疗，身体极度虚弱，术后恢复得很慢。可就在手术后的第六七天，她竟忽然自己下了床，活动起来手脚利索，甚至比刚入院时还要灵便。之前一直厌食的她，开始主动讨要吃的，话也变多了，兴致勃勃地跟家人聊天。子女们喜出望外，以为母亲挺过了难关。
“但我们这些老护士和医生，心里都沉甸甸的，”护士说，“因为监护仪上的各项生命体征数据，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这种突如其来的‘活力’，像是透支了最后一点灯油的火苗，亮得异常，也灭得很快。”果然，仅仅三四天后，老太太的情况急转直下。临终前，她陷入一种恍惚状态，嘴里絮絮叨叨，说的全是她三十多岁时在纺织厂车间里的往事，叫什么人的名字，聊什么产品的工序，栩栩如生。子女听了茫然，只有最了解她的老伴儿红着眼睛低声说：“坏了，她这是……回到过去了，听不见我们说话了。”护士检查时发现，老人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那是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明确信号。
“当然，这些经历虽然让人感慨，但还不算最特别的。”护士的声音低沉下去，“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工作七八年的时候，让我记忆最深，甚至后来每次走进那间病房，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那是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姑娘，名叫小雨（化名）。她的身世异常坎坷：六岁丧父于车祸，十岁时母亲又因乳腺癌去世。她成了孤儿，由年迈的外婆抚养。然而厄运并未停止，就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小雨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
“送到我们医院时，以我们的经验看，已经有些晚了。”护士回忆道，语气里满是疼惜，“那孩子体质本来就很弱，病情又凶险，我们所有医护人员都对她格外照顾，几乎是不间断地看护。但她的生命力还是一天天地衰微下去。”
就在小雨离世前五六天，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
一天晚上十点多，护士照例去给小雨的隔离病房换输液瓶。透过玻璃窗，她看到孩子躺在病床上，双手在空中轻轻比划，嘴唇翕动，正在对空气说话。护士心里一紧，穿好隔离服走进去，听到了让她脊背发凉的内容：
“妈妈……爸爸今天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昨天不是说好了吗？”小雨的声音微弱但清晰，带着孩子的委屈和期待，“你们不是说今天要带我走吗？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啊？妈妈，我太疼了，实在忍不了了……”
护士端着治疗盘，僵在原地。小雨说话时，眼神看向床边的空处，小手还朝着那个方向微微抬起，仿佛那里真的坐着一个人，正抚摸着她。
护士强迫自己镇定，正要上前查看小雨是醒是梦，孩子又开口了，说出的内容更加骇人：
“妈妈……昨天来的那两个叔叔，好吓人啊。他们穿着白色的衣服，肩膀上好像扛着两个好重的东西，像铁做的……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但是忽然又能听懂了，他们说……我该跟他们走了。”小雨的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我好怕他们……后来他们又小声商量，叽叽咕咕的，说‘过两天再来’……那我该怎么办？要是他们来接我，我要不要跟他们走啊？是不是跟他们走了，就能永远和妈妈爸爸在一起了？”
护士听得手指紧紧抠住治疗盘边缘，浑身发冷。她听过许多临终病人的呓语幻觉，但如此具体、且带着明确“角色”和“情节”的，尤其是“两个扛着铁器的白衣叔叔”这样的形象，她是第一次听到。小雨一边说，手指还无意识地指向窗户方向，仿佛那两人是从那里出现，又消失在那里。
深呼吸几次，护士强迫自己以专业的态度上前。小雨手上插着各种维持生命的导管和监测仪，情绪激动非常危险。她轻轻走到床边，柔声问：“小雨，在跟谁说话呀？”
小雨转过苍白的脸，眼神有些涣散，却又带着一种天真的疑惑：“阿姨，我在跟妈妈说话呀，妈妈不就坐在这儿吗？”她的小手指向床畔那把空荡荡的椅子。
一股寒意瞬间窜上护士的头顶。她强忍住几乎要脱口而出的否定，顺着孩子的话，用最温和的语气说：“哦，妈妈来看小雨了呀。阿姨帮你换药，可能会有点疼，小雨要勇敢，妈妈和阿姨都在这里陪着你。”她手脚麻利地换好药，尽管整个过程后背的寒毛都竖着。
在接下来的四五天里，小雨频繁地出现类似的“对话”。她向不同的医护人员描述“两个白衣叔叔”又来了，说他们“在天花板旁边飘”，说他们“在商量时间”。内容一次比一次令人心悸。一些年轻的护士吓得不敢独自进那间病房，央求资深的同事：“姐，你去吧，我……我真不敢进去。那孩子指的地方，我总觉得……站着人。”
最终时刻来临。那天深夜，小雨忽然在病床上尖叫起来，声音虽然微弱却充满了挣扎：“不要拉我！我要跟爸爸妈妈走！你们放开我！”她瘦小的身体在床上微微扭动，手臂胡乱挥着，仿佛正被无形的力量拉扯。她的哭喊和呓语混乱不堪，但反复出现的只有“妈妈”、“爸爸”，以及抗拒“他们”带走自己的恐惧。
凌晨两点半左右，小雨永远闭上了她那双过早承受了太多痛苦的眼睛，停止了呼吸。
“那件事之后，我们科室里没人再主动提起，”护士沉默了很久，才缓缓说，“大家都哭了。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个苦命的孩子被病魔折磨到最后，心里除了难过，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寒意。我们不知道，她最后是否‘找到’了她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她口中那两个‘白衣叔叔’，究竟意味着什么。那间病房，后来我每次进去，总觉得比别的房间更冷一些，仿佛那些低语和看不见的身影，还残留着一丝痕迹。”
故事到此为止。它无关确凿的灵异，更像是一段关于生命终点、关于感知边界、关于一个孩子在极度痛苦与孤独中，如何用破碎的意识构建最后慰藉的、沉重而悲伤的记录。在医院这片见证无数生死的大门内外，有些低语，或许只有即将跨过门槛的人，才能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