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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早就知道？”
“猜到，但没证据，”李一男说，“爱立信这几个月，对华为的打压越来越明显。上个月，他们在浙江抢了我们一个单子，用的手段就不干净。这次在天河城，只是升级了。”
“那我们怎么办？”
“两条路，”李一男说，“第一，把事情闹大，公开证据，让移动高层不得不处理。但风险是，可能引发华为和爱立信的全面对抗，移动夹在中间难做，最后可能两败俱伤。”
“第二呢？”
“第二，暂时压住，用这个把柄跟爱立信谈判，换取他们在天网项目上的配合，”李一男说，“但风险是，对方可能不认账，反而倒打一耙。”
两条路都有风险。林辰想了想：“李总，我觉得可以先选第二条试试。如果谈不成，再选第一条。”
“跟我想的一样，”李一男说，“这样，你准备一份技术报告，把证据梳理清楚。明天，我派人去广州，跟爱立信那边‘沟通’一下。”
“派谁？”
“郑宝用，”李一男说，“他是华为负责对外合作的副总裁，跟爱立信的人熟，知道怎么谈。”
郑宝用，这个名字林辰听过。华为早期的“外交官”，擅长处理复杂的商业关系。
“好，我等郑总来。”
“另外，”李一男顿了顿，“你们项目的试点推进不能停。爱立信越阻挠，说明你们越做对了。用成绩打他们的脸，比什么都管用。”
“明白。”
挂了电话，林辰看着机房里的兄弟们：“都听到了？战斗升级了。从技术战，升级到商业战了。”
周峰掐灭烟：“怕什么，咱们有技术。”
“对，”张涛推推眼镜，“数据在手，真理在握。”
王哲握拳：“干就完了！”
刘博没说话，但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新笔记本，封面写着：“爱立信设备接口逆向工程计划”。
这就是团队。不管对手是谁，不管战斗多难，他们总是知道该做什么。
傍晚六点，石牌村大排档。
还是那家店，还是那个光膀子烤串的老板。但今天的气氛不一样——五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炒粉上来了，加辣，加蛋，加肉。但没人动筷子。
“辰哥，爱立信这事，你打算怎么跟郑总汇报？”王哲问。
林辰掰开一次性筷子：“如实汇报。技术证据、邮件记录、恢复的工具程序，都整理好。但汇报的时候，要突出重点：第一，爱立信在监控华为设备；第二，他们可能参与了天河城破坏；第三，他们的目的是阻挠天网项目。”
“郑总会怎么谈？”张涛问。
“不知道，但肯定是以‘合作’为名，行‘施压’之实，”林辰说，“华为和爱立信现在的关系很微妙：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在很多项目上，华为的设备要和爱立信的设备互联互通。所以不能完全撕破脸。”
周峰吐出一口烟：“那咱们就憋屈了？明明是他们搞破坏，还不能公开？”
“暂时的，”林辰说，“等天网项目成功了，等咱们的技术领先了，到时候再算账，更有底气。”
这就是现实。技术人总想用技术解决问题，但商业世界，往往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耐心。
“对了，”林辰想起什么，“爱立信设备接口的问题，咱们研究得怎么样了？”
这是天网项目的另一个难题：要实现对多厂商设备的统一管理，必须打通华为、爱立信、诺基亚三家的接口。华为自己的接口好办，但爱立信和诺基亚不配合。
刘博拿出笔记本：“爱立信接口，有三种协议：coRbA、SNmp、私有协议。coRbA是公开标准，但他们的实现有私有扩展；SNmp是标准协议，但mIb库不公开；私有协议完全没有文档。”
“能逆向吗？”
“能，但需要时间，”刘博说，“我分析了天河城周围爱立信基站的数据流，抓包分析了三天，大概摸清了他们的私有协议格式。但不同的设备型号，协议可能不一样。”
“需要多少时间？”
“全面逆向，至少一个月，”刘博说，“而且需要实际设备测试，风险大——如果被爱立信发现我们在破解他们的协议，可能会告我们侵权。”
又是两难。技术上行得通，商业上风险大。
“诺基亚呢？”林辰问。
“诺基亚更麻烦，”张涛接话，“他们的接口倒是标准，但设置了严格的权限控制。要访问他们的设备，需要诺基亚总部发放的数字证书。我们申请了，但诺基亚回复说，要‘评估合作价值’。”
“评估？评估什么？”
“评估天网项目对他们有没有利，”张涛说，“说白了，就是看这个项目会不会威胁他们的市场地位。如果会，他们就不配合。”
问题一环扣一环。爱立信用阴招破坏，诺基亚用阳招拖延。目的都一样：阻挠天网项目。
林辰喝了口啤酒，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下去，带来短暂的清醒。
“这样，”他说，“咱们分两条线走。第一条线，继续跟爱立信和诺基亚正面沟通，走官方渠道，该申请申请，该谈判谈判。
第二条线，暗中准备技术方案——爱立信的协议逆向继续做，但要小心；诺基亚的证书，看看能不能想办法绕过。”
“绕过？”王哲眼睛亮了，“怎么绕？”
“设备在现场运行，总要有管理接口，”林辰说，“诺基亚的证书是软件层面的认证，硬件层面，设备总要接收指令。如果能从硬件层面入手……”
他没说完，但刘博懂了：“基站控制器有调试接口，通常是串口。但这个接口一般不开放给客户。”
“一般不开放，不代表不能开放，”林辰说，“移动是设备的主人，他们有权限要求厂商开放所有接口。只是以前没人这么要求过。”
“你的意思是，让移动施压？”
“对，”林辰说，“但不是现在。等郑总跟爱立信谈完，如果谈成了，爱立信配合了，那诺基亚就没有理由不配合——否则就是故意刁难。到时候，让移动以‘统一网管’的名义，要求所有厂商开放调试接口。”
这个思路很清晰：用商业手段解决技术障碍，用技术成果推动商业谈判。
“可行，”周峰点头，“但需要时间。”
“时间咱们有，”林辰说，“三个月试点期，现在才过三分之一。而且经过天河城这事，移动那边会更支持我们——毕竟，谁都不想自己的网络被人监控，被人破坏。”
正说着，林辰的传呼机响了。是苏晚晴发来的：“今天冬至，北京吃饺子。你吃了吗？”
他这才想起，今天是冬至。1998年的冬至，他在广州的城中村大排档，跟兄弟们讨论着商业间谍和技术攻防。
他回电话。
“喂？”
“林辰，”苏晚晴的声音传来，背景有喧闹声，“我们在徐教授家包饺子，陈浩把面粉弄得到处都是，吴瀚在研究怎么用算法优化饺子馅配比——你那边怎么样？”
林辰简单说了说进展，隐去了爱立信商业间谍的细节——电话里不安全。
苏晚晴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听起来很难。但你知道徐教授刚才说什么吗？”
“说什么？”
“他说，任何重要的技术突破，都会遇到三重阻力：技术本身的难度、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还有人们惯性的怀疑。你们现在遇到的是第二重，这说明你们做的是真正重要的事。”
这话有道理。徐云深不愧是学术泰斗，看问题一针见血。
“替我谢谢徐教授。”
“你自己谢，等他去深圳开会的时候，”苏晚晴笑，“对了，饺子我给你留了一份，冻在冰箱里。等你回北京，煮给你吃。”
简单的话，温暖的承诺。林辰心里一软：“好，我一定回去吃。”
挂了电话，炒粉已经凉了。但五人还是吃完了——战斗还没结束，身体不能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