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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尚未形成一个明确否认造物主的哲学流派，但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尽管常识或许会介入干预。总有一些迹象显示风向。我面前有一封一位医生的印刷信件——我对他的专业能力有可靠的证明——他在其中将生命原理归结为高度稀薄的氧气。带着这类思考者通常的逻辑，他摒弃了永恒的人格同一性，因为如果灵魂、精神、心灵——这些仅仅是感觉的模式——是神经组织的属性或功能，那么它绝不可能脱离其物质有机体而存在！他如何知道这是_不可能的_？如果我们所知的所有心灵都来自神经组织，那么在其他行星上，心灵为何不能是另一种东西呢？不，当我们谈到_可能性_时，他自己的体系难道不是给出了一个奇怪的可能性吗？如果高度稀薄的氧气是生命力，那么更加高度稀薄的氧气{41}可能更具生命力、更强大。这将在何处停止？一个有限的数量，_无限地_稀薄化，是否_不可能_成为一个全能者？也许，真正的《创世记》写就时，会这样开头：太初有一英制夸脱的氧气，温度为华氏60度，处于大气压之下；这氧气被无限稀薄；这氧气就成了上帝。至于我自己，我对这个体系的向往是摩尼教的。那一夸脱氧气是奥尔穆兹德，即善的原则；另一夸脱氢气是阿里曼，即恶的原则！我的作者说，他的体系如此明显地解释了自由意志和不朽，以至于很难带着应有的严肃态度去阅读先前的思辨。我的推论如此清晰地解释了善与恶的冲突，以至于从此无人能带着应有的敬畏去阅读《新约》。我所描述的那位外科医生是一个早发的嫩芽，很可能被霜冻摧残，枯萎于地：但后面还有一大茬作物要来。物质的注定要承担高级功能；而人类将借助煤气灯的光亮来阅读。
太阳是一个电性空间
《真正解决的太阳系；通过建立在四条普遍法则之上的行星完美和谐，证明太阳是一个电性空间；以及整个太阳系所展示的每一种自然产物的来源》。詹姆斯·霍普金斯着。伦敦，1849年，八开本。
作者说：
我确信我已经给出了构成_太阳_为_空间_的真实_法则_；我呼吁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人，给出真实的_法则_来证明他是一个物体：在能够满意地确立这样的法则之前，我对我的理论——即太阳是一个_电性空间_，由行星供养和统治，行星具有从其吸引热量的特性；并且拥有通过它们退化了的空气向中心空间驱动以提供必要_养料_的手段——这奇妙的蒸馏器，在其中它被转化为持续运行所需的复苏性必需品；而中心空间或太阳是完全电性的，具有排斥吸引它的物体的相反特性。多么奇妙的构想！多么美丽，多么宏伟的安排！
哦，中心！哦，空间！哦，电性空间！
约瑟夫·艾迪
1849年。约瑟夫·艾迪[83]有资格在这份发现者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主要错误，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在于将他的方法推行得太远。他起初是侦查无人认领的股息，并将其告知合法的所有者，在传达信息之前先收取费用。然后他将其推广，试图向所有与某笔股息_同名_的人收取费用；并且他给出神秘的暗示，说有危险迫在眉睫。例如，他会写信给一位牧师，说一项法律惩罚正悬在他头上；当这位受惊的神职人员寄出所需的披露费用后，他会收到某条从未废除的古老法令或教规的摘录，禁止神职人员成为公司成员，并提醒他曾在拥有皇家特许状的某某办事处为自己的人寿投过保。约瑟夫很诙谐：他在他的通知函中描述自己为彼得·劳里爵士[84]及所有其他市议员所熟知；这几乎是真实的，{43}因为他曾因虚假陈述的指控而出现在他们大多数人面前；但我相信他几乎总是游走在法律边缘。詹姆斯·杜克爵士在担任伦敦市长时，因一项裁决特别令他不满，他1849年的通知函中包含以下内容：
如果您有理由投诉任何一方，J. 杜克爵士设计了一套新的证据法，即：写信给他，他会认为您的信就是充分的证据，并在没有法官或陪审团的情况下让被投诉方付款，并使您免于一切费用。
我强烈怀疑约瑟夫·艾迪是相信他自己的。
他有时会发出第二次警告，带着一种西比尔谶语般的口吻：
若您发现有必要投诉任何人，我的自愿仲裁人、尊敬的彼得·劳里爵士、永久副市长，将为您伸张正义，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他及其奉承者——某某某某。那被摩西诅咒之人能任意绞死任何人：只需将他单独抓住，并起誓说拿伯诽谤了上帝与国王即可。因此（！）若无每人20先令的预付款，我概不接待陌生人与我面谈。若您先前留意我的通知，本可获得双倍回报：若忽视此次通知，您将失去一切。
论现代占星术
《扎基尔历书，1849年》。第十九期。
《拉斐尔预言历书，1849年》。第二十九期。
《信仰司法占星术的理由，兼论教皇派教士权术的危险性质》。伦敦，1849年，十二开本。
《简而言之中的天文学：或仅以简单比例，基于磁引力理论，解决太阳系主要问题》。莫里森[85]中尉着。伦敦（无日期），十二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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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中尉就是扎基尔·陶·斯泽，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占星家。关于占星术的书籍很多，但我兴趣不大，没有保留许多我遇到过的这类书。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曾得到过公正的审判，那就是占星术。这个想法本身是足够自然的。一个没有任何传统知识、被置于地球上的人类，很可能会怀疑天体与世事指引有关。我认为，任何尝试过的人都会确定行星并不会预言：但如果他发现事实相反，他当然会继续追问。许多人将相信占星术和相信幽灵归为一类：这两者的区别，恰恰在于观测科学与实验科学的区别。许多人犯了那位侯爵先生的错误，他来晚了，却希望卡西尼先生[86]能为他的女士们重新演示一次日食。幽灵自行选择时间，想来就来，想少来就少来，无论它是逝者的灵魂、神经错乱还是骗局。因此，它只能被观察，而不能被实验。但如果占星术是真的，那么天穹日日夜夜、终年不息地在为每一个人预言。那么，除了像日食这样的罕见现象，实验是可以进行的：任何人都可以选择他的时间和他的问题。这就是巨大的区别：而实验进行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如果占星术是真的，它必定会以一种不断改进的状态持续下来。如果它是真的，它就是一个真理，一个有用的真理，一个既有经验又有偏见支持其发展的真理，然而，一旦其运作工具——天文学——开始进步，它却失去了阵地。
1850年。一封笔迹显示出自受过教育者之手的信，寄自一条按理应有受过教育者居住的街道，被寄给{45}皇家天文学会的秘书，询问一件写信人说他的职业追求将使他能给出满意答复的事情。在一个法庭审理的案件中，一方发誓说在某个夜晚的某个时刻，月亮在伦敦的某个地点照耀；另一方则坚称当时月亮被云遮住了。秘书被请求做出裁决。这很奇特，因为这个问题并非占星术问题。至今仍不时有人写信到格林威治，要求算命。就在不太多年前的一个案例中，一位年轻绅士恳求知道他未来的妻子会是谁，以及他该汇多少费用。
有时天文学家会为了好玩而扮演巫师，而他的预言居然应验了。有故事说，弗拉姆斯蒂德[87]曾遇到一位老妇人前来询问一包丢失的亚麻织物的下落。弗拉姆斯蒂德画了一个圆，在里面放了一个正方形，然后严肃地指出在她小屋附近的一条沟渠，说东西会在那里找到。他本想等妇人回来时给她一些忠告：但她回来时欣喜若狂，手里拿着那包东西，正是在那个地方找到的。已故的扎赫男爵[88]曾收到庞斯[89]——一位成功的彗星发现者——的来信，抱怨说在某段时期里，尽管他勤奋搜寻，却一颗彗星也没找到。扎赫是个很有诙谐幽默感的人，告诉他大约在同一时期太阳上也没有看到黑子——这是真的——并向他保证，当黑子回来时，彗星也会随之而来。一段时间后，他收到了{46}庞斯的来信，庞斯非常满意地告诉他，他完全正确，太阳上出现了非常大的黑子，而他在那之后不久就发现了一颗漂亮的彗星。我不保证第一个故事的真实性，但第二个故事我有扎赫的亲笔信。如果有一天彗星和太阳黑子之间真的建立起某种关系，那这个笑话就更加完美了：近年来，已经有充分理由提出这些黑子与地球磁场之间存在联系[90]。如果让扎赫在这两样东西中选一个关联，他大概会选彗星。这里有一个悖论的提示：太阳黑子是死去的彗星，它们已经失去了光和热来滋养太阳，正如曾经有人提出的那样。如果我说的太迟了，或者这事已经被实际主张过，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的清单连可能存在的总数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提到巧合，这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解释源泉，适用于所有非同寻常之事。关于巧合的最大悖论，当属莱布尼茨提出的前定和谐巧合定律。根据该理论，身体接收印象与心灵随之产生的状态（仿佛是从外部感知到这些印象一样），是彼此分离且独立发生的；二者在时间上的一致，乃是基于前定的法则。这位哲学家无法以其他方式_解释_心与物的关联；他从不遵循存在即合理这类庸常规则——在他看来，凡是其运作机制不明的，就等于不存在。哲学家们彼此容忍对方理论的程度，远胜于基督徒容忍彼此的过失，他们如今很少重提莱布尼茨的幻想：他们似乎遵循着尤斯塔斯神父[91]引自{47}《教令集》的格言：罪行当公之于众以受惩，丑行则宜掩盖不彰。[92]
关于幽灵悖论巧合论，想必会浮现在每个人脑海中。但此处一词的用法与其通常含义不同。当A和b两件事频繁发生时，它们同时出现仅是可能出于偶然的巧合。但我们面对的情况是：A频繁发生，而b发生时几乎总与A同时，极少单独发生。也就是说，这是所声称的现象：所有理性地将其归因于偶然的人断言，b和A一样也频繁发生，但除非与A同时发生，否则b不被认为值得记录。当然，这里A指死亡，b指垂死者幽灵般的显现。讨论此话题时，必须排除那些对其内心确信持轻率态度的人：这些人若感到内心需要解释，最好告诉我们一个理由，比如基尔夫村没有风向标；这理由可适用于所有情况。但真正探究的人会看到：首先，经验并不支持所谓幽灵频繁出现（除非伴有声称的死亡巧合）；其次，如果纯粹偶然出现的幽灵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当事人偶尔在那一刻或接近那一刻死亡不足为奇，那么我们理应预期有更大比例的情况是，幽灵应在与原型的众多密切关联者中任何一人死亡时出现。但我们知道，这几乎找不到先例。那么，对于所有进行思辨的人来说，剩下的就是将所声称的现象——无论他们如何看待它——视为需要解释的事物，即死亡与{48}死者同时显现之间存在时间上的_关联_。任何稍懂概率论的人都会明白，纯粹偶然的巧合（即出现错误的幽灵相对罕见到几乎可以说从未发生）并不在理性的可能性范围之内。
纯粹偶然的巧合（除了实际信奉特殊天命教义——这种教义甚至延伸到极细微的特殊意图——之外，别无他法逃避）要求那些各自同类事件总在发生的事物产生交汇。我将在过去几年亲身经历中举三个例子：我郑重保证以下三例每一部分的字面真实性：
1861年8月，法国研究所的塞纳尔蒙先生[93]写信给我，大意是菲涅耳[94]曾在1824年或之后不久，将一篇论文寄到英国，准备翻译并刊登在《欧洲评论》上，但该刊物不久后停刊了。问题是那篇论文下落如何。我在博物馆查阅了《评论》，未发现该论文踪迹，便在博物馆写信如此回复，并补充说现在一切取决于查清编辑姓名并追踪其文件：我认为此事希望渺茫。我在回家途中，于汉普斯特德路与爱德华街交汇处的一家邮局寄出了这封信，邮局对面有个书摊。我_照我的习惯_[95]在摊前闲逛片刻，就在寄信后几分钟内，我看到一本廉价出版的麦考利轶事小册子，便买下翻了一分钟。我的目光很快被这句话吸引：其中一个年轻人立即写信给《欧洲评论》的编辑（沃克先生）{49}。我由此得到了线索，并据此确定找回菲涅耳论文已无可能。在提及当代评论刊物时，千中无一提到编辑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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