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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强的批准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此前许多对刘世友而言处于封锁状态的信息通道。他回到办公室，立刻开始了合规范围内的背景核查。这个过程必须高效、安静，且不能留下任何不必要的痕迹。
他首先调取了“心晴心理咨询中心”完整的工商注册信息及变更记录。资料显示，中心由曹岳凡独资创立，注册资本充足，历年年检合规，没有任何行政处罚记录。股东结构、经营范围清晰明了，完全符合一个正规心理咨询机构的表象。
接着，他通过内部系统，检索了所有与“心晴心理咨询中心”或曹岳凡个人存在官方交集的记录。除了已知的赵三那次社区矫正转介外，还有零星几条记录：一次是区教育局组织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讲座特邀讲师，一次是某企业EAP（员工援助计划）服务的合作方评估，还有几次是法院系统委托的、对少量轻微刑事案件涉案人员的心理评估。所有这些记录都合乎规范，甚至可以说，曹岳凡及其机构在官方层面的合作形象是积极且正面的。
刘世友将这些信息逐一记录，整理成册。这些公开和半公开的信息，共同描绘出一个学术有成、业务正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精英专家形象，与马涛之前那句“干净得像张白纸”的评价高度吻合。
然而，越是这种无可挑剔的完美，在刘世友眼中，越是与林倩发现的“异常网络行为”以及赵三那个诡异的“标记”形成刺眼的割裂。这种割裂感，是驱动他继续向下的唯一动力。
他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曹岳凡的“专业”领域。他登录了学术数据库，调阅了曹岳凡公开发表的所有论文。数量不少，主要集中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认知行为疗法干预、焦虑障碍的短期治疗模式等领域。论文质量颇高，引用率也不低，在其专业圈内确实称得上“年轻有为”。
刘世友虽然不是心理学专家，但他阅读过王思淼那份关于段鹏的评估报告，对相关的专业术语和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陌生。他仔细浏览着曹岳凡这些论文的摘要和关键词，试图寻找任何可能与“引导”、“暗示”或“行为干预”相关的、超出常规治疗范畴的蛛丝马迹。
大多数论文看起来都很“干净”，聚焦于标准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然而，在一篇发表于数年前、题为《复杂性哀伤伴随认知偏执的干预案例研究》的论文摘要中，他看到了一句引起他注意的描述：“……通过特定的认知重构技术，引导患者将对特定个体的仇恨情绪，泛化并升华为对某一类非正义社会现象的批判性认知，从而缓解其内在的心理张力，并激发其社会责任感……”
将对具体个人的仇恨，“泛化”并“升华”为对某一类现象的批判？
这段话写得非常学术化，嵌在专业的案例分析中，毫不显眼。但刘世友几乎是立刻联想到了段鹏——他的行为，不正是将对前女友施加伤害的那个具体女性的仇恨，“泛化”到了所有他认为是“道德有瑕”的同类女性身上吗？而段鹏在供述中，也确实流露出一种扭曲的“净化社会”的“责任感”。
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一种学术观点与犯罪现象的遥远呼应。它什么也证明不了，甚至可能只是纯粹的巧合。但在刘世友此刻的认知框架内，这片不起眼的学术碎片，与他手中其他的疑点碎片，似乎产生了微弱的磁性。
他将这篇论文的标题和发表信息特别标注了出来。
做完这一切，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一天的核查，收获的绝大部分信息，都在反复证明曹岳凡的“正常”与“优秀”。而那极少数的异常点，则被牢牢地嵌入这片“正常”的基底之中，难以剥离，更难以作为证据。
他知道，自己依然停留在最表层。曹岳凡真正的一面，必然隐藏在那异常的网络流量之后，隐藏在其严谨外表之下更深的阴影里。
他拿起内部电话，拨通了技术队的一个分机号。接电话的是另一位负责数据支持的同事。
“我是刑侦一队刘世友。关于之前标记为‘需观察’的‘心晴心理咨询中心’IP，在已获相关批准的前提下，我需要了解其网络活动是否存在更具体的模式特征，例如，异常流量的活跃时间段是否有规律？是否存在特定的数据接收方特征？任何细节都可能有助于风险评估。”
他给出了合乎程序的理由，请求在已获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更细致的技术分析。
挂掉电话后，他凝视着窗外城市的灯火。核查只是第一步，如同用探针轻轻触碰冰山的外壳。他需要找到那条裂缝，那条能让他窥见内部寒冷的缝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