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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画守着那盏灯，守得比阿灯更安静。他不怎么说话，来的人问他什么，他答得很短，能用一个字的不用两个字，能用两个字的不用三个字。但他煮的茶比阿灯煮的浓，添的油比阿灯添的准，灯芯剪得齐齐整整，火苗一直稳得像钉子钉在树上。那些文章登出来后，来的人更多了，有从省城来的，从更远的地方来的；有记者，有学者，有画家——年轻人，老人，孩子。
有一年春天，心渊之家来了一位老奶奶，八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走路颤颤的，是孙女搀着上来的。她一进院子就直奔那棵树，把额头贴在树干上，闭着眼睛，久久不动。阿画以为她不舒服，走过去要扶她。“我没事，”她低声说，“我是在听。听这棵树的声音。”
她的孙女从背包里拿出一本旧杂志，就是阿记写的那本，《光，近千年不灭——心渊之家的最后一位守灯人》。书页已经卷边了，封面磨得发毛，却还用透明胶带仔细粘过。她翻开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照片问阿画：“这是阿灯爷爷吗？”阿画点点头。
老奶奶睁开眼睛，退后一步，仔细端详着眼前这棵树，“你不在了，我还活着。你说灯会一直亮着，它亮了。你却没有看到。”
那天下午，老奶奶在树下坐了很久，看着那盏灯，看着那些名字，看着来来去去的人。她没有刻名字，走的时候，在树下放了一颗糖，亮晶晶的糖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糖。阿灯爷爷给我吃过一颗，我一直记得。现在，我也给他一颗。”
老奶奶走了，走得很慢。走了很远，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树、那盏灯、那个新换的木箱。她挥挥手。阿画也挥挥手。
那一年夏天，心渊之家来了一个男人，三十多岁，穿着很皱的西装，提着一只皮箱。他走进院子，先看木箱，蹲下翻那些日记和画，翻得很快，不像在看像在找。找到阿记那篇文章的原稿时，他停下来，捧在手心里，一页一页地翻。那是一份打印稿，纸上还有编辑用红笔改过的痕迹，划掉一些字，加上一些字，旁边写着“太长了”“删”“这句好”。
“这是我爸的遗物。”男人抬起头，“我爸叫阿记。他走的时候，让我把这些东西送回来。说这里是他找到光的地方。”
阿画接过那叠稿纸，一页一页翻过去。他看到阿记的字迹，钢笔写的，蓝色的墨水洇开了，有些地方模糊了。稿纸的最后一页，附着一封短信，是阿记写给后来的人的信。最后一句话是：“光不会灭。只要还有人记得，灯就亮着。”
男人没有住下，当天黄昏就要走。走之前，他走到树下，找到阿记的名字——那个“阿记”刻在一根伸出去的侧枝上，离地一人多高，刻得端端正正。他在旁边摸了摸，又蹲下身，在靠近树根的位置刻了自己的名字——“阿承”。
“我没见过光，”他站起来，“但我爸见过。他的光，传给我了。”
那一年秋天，阿画在树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阿画”，和“阿灯”隔了三指宽的树皮。他刻得很慢，每一笔都很用力。刻完了，他退后一步看了一会儿，又在旁边加了一行小字——“我是守灯人。灯是我接的，以后还要传下去。”
冬天又来了。来的人少了，阿画每天还是把茶烧好，灯点好，等人来。他常常想起阿灯说过的话——“不是最后的，以后还有。”谁是那个“以后”呢？他坐在树下看着那条伸向远方的青石板路，路上没有人，只有风吹过，枯叶沙沙地响。
那一年除夕，雪下得很大。阿画在树下点好灯，把茶壶灌满，灶房里热了饭菜，一个人吃过了，又回到树下坐着。夜深了，雪停了，月亮出来了，月光照在雪地上，亮得像白天。
他正要起身回屋，忽然听到远远的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阿画站住，看到青石板路上亮起一串灯火，一盏一盏，从山脚一直亮到山顶。他迎着光走过去，看到来的是村里的人——老人，孩子，男人，女人，每个人都提着一盏灯。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老奶奶，提着一盏很小的灯，铁打的，圆圆的，灯罩上刻着一行字——“娘，我不怕黑了。”老奶奶走到他面前，“阿画，我们来陪你守岁。”
那是林秀的女儿。她的头发白了，背驼了，但提灯的手还是那么稳。她身后站着她儿子、儿媳、孙子、孙女，还有村里几十户人家。
那一夜，心渊之家的树下坐满了人。茶壶添了一壶又一壶，灯一盏一盏并排亮着。月亮在天上，灯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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