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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春节，《红楼梦》在央视台首播。
那一夜，万众瞩目。
北平胡同里，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都亮着，荧幕上，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正低眉浅唱“花谢花飞花满天”。
胡同口卖糖葫芦的老刘头把摊子收了，搬个小马扎坐在邻居家的窗根底下，隔着玻璃看得入了神，手里的糖葫芦化了都没察觉。
邻居大妈递给他一碗热茶，他接过来，眼睛没离开屏幕，嘴里念叨着：“这姑娘，就跟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魔都弄堂里，刚下班的纺织女工挤在公用电视机前，谁都不肯回家做饭。有人看得抹眼泪，有人小声嘀咕：“陈晓旭也太瘦了，风一吹就倒，心疼死人了。”张莉的薛宝钗出场时，众人又啧啧称赞：“宝姑娘端庄大方，这才是大家闺秀。”
广州街头，茶楼里的电视被调到了中央台，喝茶的老头们听着红楼梦主题曲，有人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这个好，比港剧有文化。”
首播结束后的三天内，全国各大报纸的文艺版面几乎被《红楼梦》屠版。
《人民日报》以“新时代古典主义的巅峰之作”为题发表长篇评论，盛赞该剧“在忠实原着的基础上，以电影级的制作水准，将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呈现于荧幕之上，是新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光明日报》则从文化传承角度切入：“《红楼梦》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文汇报》采访了多位红学家，他们一致认为，李卫民版的《红楼梦》在人物塑造、服饰还原、场景搭建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陈晓旭的林黛玉，堪称绝唱”。
港岛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
《明报》金老爷子亲自撰文：“我平生最爱读《红楼梦》，原以为无人能拍出其神韵。李卫民做到了。”
《东方日报》头版标题：“大陆剧横扫香江，红楼热潮席卷全港”。九龙一家电器行老板把十几台电视机并排摆在橱窗里，全部调到《红楼梦》，引得路人围观，交通都堵塞了半小时。
国家高层对这部戏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位老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说：“《红楼梦》拍得好，拍出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李卫民同志功不可没。”
文化部专门为《红楼梦》召开了表彰大会，李卫民被授予“特殊贡献奖”。廖公坐在台下，看着台上那个年轻人领奖，笑着鼓掌，心里想的是：这孩子，没看错。
颁奖礼当晚，李卫民把奖杯交给朱林保管。
朱林接过奖杯，把它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念祖已经会跑了，念瑶也学会叫妈妈了。她看着那两个孩子，又看看奖杯，心里又骄傲又酸涩——骄傲的是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酸涩的是这个丈夫不只是她的。
廖公是在一个月后打电话给李卫民的。那时李卫民正在北影厂的剪辑室里，为《红楼梦》的海外发行版本做最后的调色。电话那头，老人的声音带着笑意，也带着几分郑重。
“卫民，恭喜你。《红楼梦》成功了，上面很满意。”
“谢谢廖公。没有您的支持，这部戏拍不出来。”
“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廖公顿了顿，“我找你，是有新任务。《红楼梦》之后，上面想让你接着拍《三国演义》。这部戏的规模更大，意义更重，预算你不用担心……”
“廖公。”李卫民打断了他。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他很少打断廖公说话。
“廖公，我想歇歇了。”
沉默了几秒。廖公的声音依然温和，但多了一丝不解：“歇歇？你才多大？不到三十岁，正是干事业的年纪。”
李卫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剪辑室里的灯光有些刺眼，透过眼皮，还能看见一片橘红色。
他想了很久，想着这些年走过的路，拍过的戏，遇到过的人，爱过的女人，生下的孩子。
“廖公，我不是在推脱。”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跟自己说，“我累了。不是身体累，是心累。这些年，我一直在往外跑，拍电影，开公司，赚外汇，争名声。我以为我做的越多，心里就越踏实。可我发现，不是那样的。”
“”这些年，我没日没夜的干活，赶剧本、盯片场、跑合作、谈院线，两头兼顾内地和香港的生意，大事小事全都压在自己肩上。”
李卫民垂着眼眸，眉宇间满是疲惫，眼底藏着化不开的倦意，语气轻缓又落寞。
“人前永远要撑着，要稳重，要扛事，所有人都觉得我无坚不摧，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弦绷得太久，早就快要断了。一路马不停蹄往前赶，不敢停下，不敢松懈，生怕一步落后，全盘皆输。可走到现在才明白，拼命追赶的日子里，我早就弄丢了松弛的日子，心里那股劲，慢慢耗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