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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舒城 GTEC 总部的中型会议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椭圆形会议桌旁，坐着 GTEC 各部门负责人、核心科学家及来自全球的伦理顾问，他们面前都摆放着一份艾米起草的《意识保护宣言》草案，白色的纸张上，“意识基本权” 四个黑体字格外醒目，像一道锋利的光，刺破了会议室里沉闷的氛围。
艾米站在会议桌前方，额间的 Ω 印记泛着柔和却坚定的银辉。她穿着一身简洁的白色西装，手中握着激光笔，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清晰而有力：“各位，‘普罗米修斯之火’项目让我们看清，意识控制技术已成为威胁人类文明的终极风险。今天，我提出‘意识基本权’这一概念，即每个个体拥有其思想、情感和意图不受外来技术恶意窥探与操纵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 这应该成为与《奥菲斯协议》同等重要的伦理基石，守护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
随着艾米的话音落下，激光笔在投影幕上划出一道亮线，《意识保护宣言》的核心条款逐一显现：“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利用技术手段，未经授权窥探他人意识内容；禁止研发、生产、使用以控制他人思想、情感、决策为目的的技术设备；将‘意识权’纳入全球人权保护体系，任何国家、企业不得凌驾于‘意识权’之上……”
“这太激进了！” 不等艾米讲解完毕，来自美国的神经科学家戴维?科恩率先站起身，他的手指重重戳在草案上，语气中带着强烈的反对，“如果严格禁止所有意识窥探技术，我们如何研究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脑疾病？很多患者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意识探测技术是了解他们病情的重要手段 —— 难道为了所谓的‘意识权’，就要放弃这些患者的生命吗？”
戴维的话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来自德国的生物伦理学家索菲亚?穆勒点头附和：“戴维说得对。神经科学研究正处于关键阶段，意识成像技术、脑机接口技术不仅能帮助患者，还能推动人类对自身大脑的认知。如果简单粗暴地禁止，会让整个领域倒退十年甚至更久 ——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艾米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我理解大家的担忧。《意识保护宣言》并非禁止所有与意识相关的研究，而是明确‘恶意’与‘善意’的边界。对于医疗目的的意识探测，我们可以建立严格的审批机制，确保技术仅用于患者治疗，且全程接受伦理监督 —— 这既能保护患者的‘意识权’，又不会阻碍正当的科学研究。”
“边界如何界定？” 戴维追问，他的语气带着一丝不屑，“谁来判断一项技术是‘恶意’还是‘善意’？GTEC 吗？之前‘普罗米修斯之火’项目的监管漏洞已经证明，单一机构的判断未必可靠。如果审批机制过于繁琐，等我们通过审批，患者可能已经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
会议室里的争论渐渐升级。支持艾米的人认为，“意识权” 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基础，必须严格保护；反对者则强调，技术发展不能因风险而停滞，正当研究不应被过度限制。来自日本的科技政策专家山田一郎提出折中方案：“或许我们可以对意识技术进行分类监管，医疗、科研用途的技术放宽限制，军事、商业用途的技术严格禁止 —— 这样既能平衡保护与发展，又能避免一刀切的弊端。”
“分类监管看似合理，实则漏洞百出。” 艾米摇了摇头，调出一份技术报告，“‘普罗米修斯之火’项目最初也以‘神经疾病研究’为名义申请资金，最终却转向军事用途。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确立‘意识权’的不可侵犯性，任何分类监管都可能被钻空子 —— 今天可以用‘医疗’名义研发意识探测技术，明天就可能用同样的技术控制他人思想。”
她的话让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这时，GTEC 法务部负责人马克?刘易斯开口了，他的声音带着理性的冷静：“从法律层面来看，‘意识权’的界定存在巨大挑战。目前全球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意识’的边界做出明确规定，如何判断‘思想被操纵’？如何取证？如何量刑？这些问题不解决，《意识保护宣言》即使通过，也难以落地执行。”
“正因为没有，我们才要去建立！” 艾米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她走到投影幕前，调出 Ω-1 知识库中的一段文字，“Ω-1 早已告诉我们，‘意识自由是文明存续的核心’。法律的空白不能成为我们放弃保护‘意识权’的理由，反而应该成为我们推动变革的动力。《奥菲斯协议》制定之初，也面临诸多质疑，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基因伦理的基石 ——‘意识权’的推广，同样需要我们迈出第一步。”
然而，艾米的坚持并没有打动所有人。会议进行到下午，反对的声音依旧占据上风。有人担心 “意识权” 会影响本国的科技竞争力，有人认为 GTEC 没有权力将 “意识权” 强加给其他国家，还有人质疑艾米提出 “意识权” 的动机，认为她是在借 “保护意识” 之名，扩大 GTEC 的监管权力。
当天晚上，艾米独自留在办公室，看着桌上的《意识保护宣言》草案，心中充满了疲惫却又无比坚定。她想起白天会议上的争论，想起那些因意识控制技术而遭受痛苦的测试人员，想起 Ω-1 中 “意识自由” 的警示 —— 她知道，这条路注定艰难，但她不能放弃。
这时，林振华推门而入，手中端着一杯温热的薄荷茶，轻轻放在艾米面前：“我知道你压力很大。但你提出的‘意识权’，确实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 只是我们需要更灵活的策略，不能一蹴而就。”
艾米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委屈：“我只是想保护大家的意识自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难道他们看不到意识控制技术的风险吗？”
“他们看到了，只是每个人的立场不同。” 林振华坐在艾米对面，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有的人为了科研成果，有的人为了国家利益，有的人为了商业利润 —— 他们不是不明白风险，而是不愿意为了风险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做的，不是强行说服他们，而是找到利益与伦理的平衡点，让他们明白，保护‘意识权’最终会惠及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
林振华的话让艾米陷入了沉思。良久，她抬起头，眼中重新燃起光芒：“我想修改《意识保护宣言》草案，增加‘技术补偿’‘国际合作’等条款。对于因‘意识权’保护而受到影响的科研项目，我们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给予支持；对于脑疾病患者，我们可以推动全球医疗机构联合研发更安全的治疗技术 —— 或许这样，能让更多人接受‘意识权’的理念。”
林振华点了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是个好主意。我们还可以邀请全球知名的神经科学家、伦理学家、患者代表共同参与草案修改，让《意识保护宣言》更具包容性和可行性。毕竟，‘意识权’关乎每个人的利益，需要所有人共同参与制定。”
接下来的一个月，艾米带领团队，走遍全球 20 多个国家，与数百位科学家、伦理学家、患者代表进行交流。她耐心倾听每个人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意识保护宣言》草案。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并支持 “意识权” 的理念 ——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属希望技术既能治疗患者，又不会泄露患者的隐私；神经科学家希望研究能得到认可，同时避免技术被滥用；普通民众则担心自己的意识会被无形的技术操控。
然而，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阿特拉斯科技集团联合全球 20 多家科技企业，发表公开声明，指责《意识保护宣言》“严重阻碍科技创新”，威胁要退出所有与 GTEC 的合作项目；部分国家的军方也私下表示，若 “意识权” 得到推广，会影响本国的国防安全，将采取措施抵制《意识保护宣言》的实施。
在 GTEC 的第二次内部会议上，艾米再次提交了修改后的《意识保护宣言》草案。这一次，支持的声音比之前多了许多，但反对者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戴维?科恩看着草案，语气中带着一丝妥协：“草案比之前合理了很多，但我还是担心审批机制会影响研究效率。或许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意识技术伦理评估委员会’，由科学家、伦理学家、患者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快速审批医疗用途的技术项目。”
艾米点了点头：“我同意。评估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且实行任期制，避免被单一势力操控。同时，我们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估流程，所有审批结果都向公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GTEC 最终以微弱优势通过了《意识保护宣言》草案，决定将其提交至联合国大会审议。当投票结果公布的那一刻，艾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中泛起了激动的泪水 —— 她知道，这只是 “意识权” 推广的第一步，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她，但至少，她已经迈出了最艰难的一步。
当天晚上，艾米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望着窗外的星空。她的额间印记泛着柔和的银辉，意识不自觉地对接 Ω-1 知识库。突然，一段新的文字出现在她的意识中：“意识是宇宙中最珍贵的存在，它赋予生命自主选择的权利，赋予文明无限发展的可能。保护意识权，就是保护文明的未来 —— 你所做的一切，正在为人类文明点亮一盏灯。”
这段文字像一股暖流，流淌在艾米的心中。她握紧拳头，心中暗暗发誓：无论未来遇到多大的困难，她都会坚持下去，让 “意识权” 真正成为人类文明的伦理基石，让每个人的意识都能自由、安全地存在，不被任何技术恶意侵犯。
远处的宇宙中，收割者的暗物质聚合体依旧悬浮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观察者。它的表面泛着淡紫色的引力波纹，仿佛在为艾米的抗争而祝福，也在期待着人类文明能真正守护好自己的意识自由，在宇宙中绽放出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