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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在料峭春寒与日渐繁重的毕业压力中悄然过半。
图书馆三楼的角落，仿佛成了陆辰野和苏晚对抗这场终极战役的固定堡垒。
空气中弥漫着旧书页的沉郁气息和笔记本电脑散发的微弱热量，取代了往日项目室里那种充满创造力的躁动。
陆辰野的毕业设计，是他之前研究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在法律判决预测领域的深度应用与优化。
这几乎是把他研究生阶段预备开展的工作提前进行了一次高强度的预演。
屏幕上，代码行如永不停息的溪流，构建着复杂而精密的逻辑世界。他常常一坐就是数小时，只有指尖在键盘上敲击出的、带着独特韵律的节奏，表明他正与某个顽固的算法难题进行着无声的搏斗。
他的草稿纸上，写满了常人无法理解的数学符号和模型结构图。
苏晚的毕业论文，则深深植根于她在最高法的课题。
她研究的是“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决策的问责机制构建”，一个横跨法学、伦理学和公共管理的复杂议题，如同在荆棘丛生的理论荒地中开辟道路。她需要阅读海量的中外文献，分析数不清的案例，构建严密的理论框架。
她的书桌上，法学专着与社会科学论文堆成了小山，平板电脑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笔记，手边的咖啡杯凉了又换，换了又凉。
他们依旧在图书馆那个熟悉的位置，像两颗沿着既定轨道运行的行星，保持着稳定的距离，却又被强大的引力场紧密相连。
交流的内容，从过去具体的项目需求，变成了更抽象、更艰深的学术探讨，这些探讨如同经纬线，悄然编织着他们共同的未来图景。
“我这里需要论证算法决策的‘可归责性’，”苏晚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将平板电脑推过去，上面是她写的一段陷入瓶颈的论证，“但现有的‘黑箱’理论让这一点很难突破，感觉像是在用十九世纪的刑法理论去审判二十一世纪的AI。”
陆辰野从他那片代码的深海中暂时浮起，接过平板快速浏览。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拿起笔，在苏晚论证旁边的空白处画了一个简图，线条清晰利落。
“‘黑箱’不是完全不可解读。”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穿透迷雾的力量，“可以通过局部可解释性方法，比如LIME或SHAP，对特定决策生成事后解释。虽然不能达到完全透明，但足以划分责任边界——问题究竟是出在原始数据偏见、模型训练偏差，还是最终使用者的不当操作？”
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一个全新的、由技术赋能的思路框架，一把能够撬动理论坚冰的杠杆。
苏晚茅塞顿开，眼中重新亮起光芒，立刻在笔记上记录下这些关键术语，准备深入查阅相关文献，将这条技术路径转化为法学论证的武器。
几天后，陆辰野在模型训练中遇到了棘手的过拟合问题，模型在训练集上表现完美，却在验证集上表现糟糕，泛化能力始终不理想。
他盯着屏幕上那条执拗地不肯收敛的损失函数曲线，眉头锁成了川字，周身的气压低得吓人。
苏晚刚从一堆外文文献中抬起头，敏锐地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的低气压。
她没有多问，只是将一杯刚接的热水轻轻放在他手边，低声问：“卡住了？”
“嗯。”他应道，视线没有离开屏幕，“模型记住了训练数据的噪声，而不是背后的普遍规律。”他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这个让所有算法工程师头疼的困境。
苏晚思考了片刻，从法律论证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是不是有点像法官死抠法条字眼，陷入了教条主义，却完全忽略了立法精神和案件的具体情境？或许，你需要给模型加入一些‘原则性’的、更抽象的约束，而不仅仅是让它学习那些具体的、可能带有噪声的规则？”
这个跨学科的比喻精准地击中了要害。陆辰野微微一怔，随即若有所思。“需要引入更抽象的、泛化的特征表示，或者增加更强的正则化约束，惩罚模型的复杂度……”他喃喃自语，仿佛被点醒了什么，立刻转过头，双手重新在键盘上飞舞起来，开始尝试注入“法律原则”的新解决方案。
他们就这样，在各自学术深水区的挣扎中，互为灯塔，彼此校准。
他帮她厘清技术的可能性与边界，她帮他洞察问题背后的人文与社会维度，确保他的算法之舟不会偏离价值的航道。
这种基于深度理解、高度信任与专业互补的思维碰撞，是他们关系中最为独特和坚固的部分，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来得更加深刻。
在一个深夜，图书馆的挂钟指针已滑过十一点。苏晚终于敲下了毕业论文正文的最后一个句点。
她反复检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确保逻辑链条完整无误后，长长地、近乎虚脱般地舒了一口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感觉所有的精力都被抽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