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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一处老宅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翻箱倒柜，找出个蓝布包。她坐在床沿，解开绳结，里面是一面褪色的小旗，边角磨损，针脚细密。那是她年轻时亲手缝的“张将军旗”，曾在节庆游行时举过。后来孙子问起，她还讲过张将军如何带兵夜行、如何救下被困百姓。
如今她摩挲着旗帜，久久不语。孙女站在门口，问：“奶奶，今天不是要挂旗吗？”
“先收着吧。”老妇人轻声说，“等以后……再说。”
她重新包好，放进箱底，盖上樟木盖。合盖时，手指顿了顿，终究没再多说一句。
这些变化，学者是在第三日傍晚才知道的。他本闭门整理札记，仆人送来晚饭时提了一句：“外头有人说，您那回在文会讲的事，传开了。”
“说了什么？”他抬眼。
“说您怀疑张定远战功，说官史都靠不住。”仆人低头摆碗，“菜坊刘嫂讲，她儿子不想听英雄故事了，说全是编的。”
学者没动筷子。他盯着油灯，火苗静静跳着。半晌，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沿海战志》和《军府录》，翻开昨日标注的页码。两处记载依旧并列，朱砂圈出的差异清晰可见。
他坐下，又取出那页童稿——《不怕路远》。字迹稚嫩，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他想起那个孩子，站在展板前，大声读出“我也想做个不退的人”时的模样。
如今，这句话还能站得住吗？
他开始翻阅旧稿。一页页手抄战报、抚台急件、幕僚笔记，堆在案头。他想找更多佐证，可越看越清楚：问题不在有没有证据，而在人们还愿不愿意相信。
证据存在，却被淹没在“哪一本才算数”的争执里。
忠勇被质疑，不是因为发现了谎言，而是因为权威自己裂了缝。
夜深了，街上早已安静。他听见远处传来打更声，两响，接着是拖长的尾音。屋内只有纸页翻动的声音。他忽然停住，目光落在一页民间口述记录上——那是老李早前整理的，一名亲历士兵的回忆：“那晚风大，我们趴在芦苇里，不敢咳嗽。张将军就在前头，手一压，全队不动。火铳上了膛，等的就是一声令。”
下面一行小字是学者自己写的批注：“此人姓名未入阵亡册，但抚台文书第七卷有补录名单，编号三〇七，与此人相符。”
他曾以为，只要把线索连起来，真相就会立住。
可现在他知道，真相立得住，人心却未必跟得上。
次日清晨，他仍坐在书斋。窗外天光微亮，鸟雀初鸣。他一夜未眠，眼底发青，手指沾着墨渍。案上摊开的纸上，写着几行字：
“松江之战，两书记载相左。一主兵部核定之果，一存地方亲历之迹。今无铁证可断孰是，唯并录其说，存疑备考。”
这行字他已写过一次。昨夜又抄一遍，笔迹更重。
他盯着它，心想：或许该再加一句——
“然疑起于上，惑流于下；信一旦动摇，便难复初。”
但他没写下去。
门外传来脚步声，是仆人来送热水。他合上书，将纸收进抽屉。
“先生，”仆人迟疑道，“刚才街口卖浆的王婆说，她孙子昨天撕了墙上贴的‘我也讲’纸条。”
学者抬头。
“说是……没意思了。”
他没应声。
窗外，阳光照进院子，落在空荡荡的晾衣绳上。那里曾挂着一面小旗，如今只剩一根麻绳，在风里轻轻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