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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5年，对于司马家族而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年份。权臣司马昭在完成灭亡蜀汉、受封晋王等一系列“收购”前置工作后，却没能等到最后敲钟的时刻便因病去世。这最后的临门一脚，便落在了其长子，时年二十九岁的司马炎身上。
司马炎接手的，是一个已经被他祖父、伯父和父亲三代人精心打理、几乎剔除了所有反对派的成熟“准帝国”。曹魏公司的董事会（朝堂）早已是司马家的一言堂，皇帝曹奂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用商业术语说，母公司（曹魏）的资产、负债、人员、业务已全部被子公司（晋国）实质控制，只差最后一道“股权变更”和“工商注册信息变更”的法律程序。
因此，司马炎的“创业”过程，堪称史上最轻松的CEO上位。他不需要像刘备那样颠沛流离，也不需要像曹操那样东征西讨，他甚至不需要像他父祖那样在暗流中隐忍搏杀。他做的，仅仅是按照历史的剧本，走完一个早已写好结局的流程。
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晋王。随后，他麾下以贾充、裴秀为首的一批“员工”，便开始积极“劝进”，制造舆论，声称天命和民心都已从曹家转移到司马家。这就像公司里的高管们联名上书，请求控股子公司正式兼并奄奄一息的母公司。
一切水到渠成。公元266年2月8日（魏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司马炎仿效当年曹丕受禅的故事，在洛阳南郊设坛祭天，举行盛大的“禅让”典礼。魏帝曹奂“自愿”将皇位让给贤德的司马炎，司马炎在三次“谦让”之后，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天命。
于是，晋朝正式宣告成立，司马炎即晋武帝。曹魏公司被正式“收购”，并更名为“晋朝集团”，重新挂牌上市。司马炎站在受禅台上，接受百官朝贺，心中想必是志得意满。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坐上了父亲为他铺就的皇帝宝座，成为了这个新兴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轻松得来的果实，往往也意味着对创业艰辛的体会不深，对守业维艰的认识不足。司马炎的“捡漏”开局，固然幸运，但也为他日后在公司治理上的一系列“骚操作”，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跨时空吐槽】
李世民（略带不屑）：“司马炎这皇帝位，得来全不费工夫。祖父、伯父、父亲三代人把路都给他铺平了，连块绊脚石都没留下。这等顺境登基的皇帝，怕是难以体会创业之艰，守成之难。且看他如何经营这份偌大的家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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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拼图：碾压式的“市场垄断”
西晋公司虽然成功上市，但当时的资本市场并未完全统一。在东南方，还有一家由孙权家族创立的“东吴集团”仍在运营。这家公司历史悠久，但到了孙权的孙子、暴君孙皓手中时，已是内部管理混乱，员工（百姓）怨声载道，离心离德。
对于志在天下的司马炎来说，东吴的存在，就像眼中钉、肉中刺，是他实现“市场垄断”梦想的最后一块拼图。完成统一，不仅是功绩，更是合法性来源——证明他司马氏取代曹魏，是真正有能力结束乱世、一统江山的。
然而，灭吴之议，在晋朝内部却经历了漫长的争论。以贾充、荀勖为首的大部分元老重臣持反对意见。他们的理由是：
· 风险论： 东吴有长江天险，水军强大，且地处南方，气候炎热，北方士兵不易适应，贸然进攻风险太大。
· 成本论： 刚刚吞并蜀汉，需要时间消化，公司资源应集中于内部整合，而非盲目扩张。
· 保守论： 维持现状，等待东吴内部自行崩溃，是更稳妥的策略。
只有少数如羊祜、杜预、张华等有远见的大臣，力主速战速决。他们指出，孙皓暴虐，东吴人心尽失，正是统一的最佳时机；而且晋朝实力远胜东吴，只要战略得当，必能成功。
司马炎内心是渴望建立这不世之功的。他采取了支持主战派的策略，但过程却显得犹豫和拖延。他先是在荆州前线任命最具战略眼光的羊祜负责对吴事务。羊祜在任十年，不仅积极备战，更通过“怀柔”政策（对吴国百姓、军队广施恩信），极大地瓦解了对方的斗志和防御决心，为日后平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堪称“隐形并购专家”。
羊祜临终前，举荐杜预接替自己。同时，益州刺史王濬也在上游建造了庞大的舰队。一切准备就绪。
公元279年，在杜预、张华等人的一再催促下，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发动了总攻。他调动二十万大军，兵分六路，以贾充为大都督（名义上的总指挥，实则反对），实际由杜预、王浑、王濬等将领执行，大举伐吴。
这场“并购战”的过程，几乎是碾压式的。东吴在孙皓的统治下，防务松弛，士气低落。晋军所到之处，吴军望风而降。王濬的庞大舰队从益州顺流而下，冲破东吴在江中设置的铁锁铁锥，直抵建业城下。
孙皓见大势已去，只得仿效当年的刘禅，面缚舆榇，向王濬投降。存在了五十多年的东吴集团，正式被晋朝集团“并购”。
至此，自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开始，近一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宣告结束。司马炎领导的晋朝集团，完成了对全国市场的垄断。
【跨时空吐槽】
康熙（评价统一之战）：“这灭吴之战，实是水到渠成。羊叔子（羊祜）十年经营，已断东吴根基；杜元凯（杜预）等人顺势而下，方能势如破竹。司马炎虽有犹豫，但最终能采纳正确意见，完成一统，也算不负此位。这份功业，足以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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