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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武三年的元月，是在一种微妙的僵持与各方蓄力中到来的。
辽东的雪原被冻得坚硬如铁，金州卫城如同嵌在这片白色荒漠中的一颗黑色顽石。李九成派出的几支小队，像水银一样悄无声息地渗入了北方更广阔的雪野。他们不敢打“振明”旗号，多扮作逃荒的流民、行脚的货郎，甚至是溃散的汉军旗兵。棉袄里藏着用油纸包好的、字迹粗陋的揭帖，上面用大白话写着武昌王师北伐的捷报、金州“分田免税”的许诺，以及对清廷横征暴敛的控诉。这些揭帖被偷偷塞进荒村破庙的门缝，丢在官道旁歇脚的茶棚，甚至趁夜贴在州县衙门的照壁下。
效果起初并不明显。长期在清廷高压统治下的辽东汉民，早已习惯了沉默与顺从，对任何陌生的宣传都抱有本能的恐惧。但随着时间推移，加上盛京方面为筹备开春战事而加征粮草、强拉民夫的动作越来越粗暴，一些细微的变化开始出现。
复州附近的一个屯堡，一夜间有十余户人家拖家带口消失，只留下空荡荡的屋舍和尚未熄灭的灶灰。盖州城外，一支押送粮草的小队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袭击，三名押运的汉军旗兵被杀，粮车被焚，袭击者遁入山林无踪。更北方的海域（今营口一带），有渔夫悄悄传言，曾见陌生的快船在薄雾中贴近海岸，放下小艇，与岸上的人短暂接触后又迅速消失在雾霭深处。
这些零散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坐镇盛京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耳中时，已是一个月后。这位以稳健着称的老王眉头紧锁。金州敌军不过数千，据城而守尚可，竟敢如此大胆地四处渗透煽动？这绝非寻常流寇或残明散兵游勇能做出来的事情。他想起范文程信中的提醒：“林逆用兵，不拘常法，尤擅攻心。”莫非，真定大败、金州失陷，已让辽东人心浮动至此？
“加派游骑，严查各交通要道、沿海港湾。凡有形迹可疑、传播谣言者，立斩！各屯堡实行连坐，一户逃亡，全堡连坐！”济尔哈朗下了狠令，但心中那丝不安却挥之不去。辽东太大，兵力太散，防线太长。他可以封锁道路，却封不住人心的缝隙。
与此同时，数千里外的南京城，秦淮河上的薄冰开始消融，空气中有了些许湿润的暖意。但在原南京工部衙署内新设的“市舶司”临时公廨里，气氛却比腊月时更加热烈，也更多了几分锱铢必较的烟火气。
陈子龙坐镇主持，但实际负责具体磋商的，是他特意从武昌请来的沈文渊。这位前江南文人出身的财政能手，此刻正与十几位江南士绅、海商代表，就《开海通商暂行细则》的每一条款，进行着寸土必争的谈判。
“沈大人，这‘船引’年费五百两，是否过高？”一位松江代表指着草案，“一艘双桅海船，建造本已靡费，首航能否获利尚未可知，先缴此巨款，恐商力难支。”
沈文渊拨弄着算盘，不疾不徐：“王公，船引费非仅一纸文书。包含海关勘验、登记造册、给予旗号（合法出海凭证），乃至初期巡海水师一定范围内的护航承诺。且首年参股海关者，船引费可折半，并享有优先发引之权。若觉五百两高昂，可先造单桅小船试水，船引费仅二百两。”
“那这货物税则，‘丝瓷茶糖’十抽二，‘南洋特产’十抽一，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宁波海商追问。
“丝瓷茶糖，乃我华夏独有之利，输往海外，其利百倍。税额定高些，亦是‘寓价于税’，防止劣货冲市，维护我货声誉。而南洋所产香料、苏木、锡蜡等物，输入中土，亦是必需，税稍低，是为鼓励输入，充盈库藏。”沈文渊解释得条理清晰，“且细则写明，若商船自携护卫、开拓新港、运回朝廷指定之稀缺物料（如硫磺、硝石、优质木材），可视情减免税额，乃至给予赏银。”
利益与责任捆绑，风险与机遇并存。这些精明的商人自然听得懂弦外之音。朝廷不仅要收税，更希望他们将海贸与国用需求结合起来。
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巡海水师”的组建与出资比例。朝廷坚持主导，但允许商贾参股并派遣账房监督。商人们则希望拥有更多话语权，甚至提出由几家大商号联合组建“商团水师”，朝廷只需给予名义和特许。
“此事关乎海防主权，断无商团自建水师之理。”沈文渊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语气转肃，“然朝廷亦知商船需护卫。故特许参股海关之商船，可按吨位配备一定数量之火炮、水手，经水师核准后，可编入临时护航序列，接受水师统一调遣，战后按功行赏。此乃权宜之计，待朝廷水师强盛，自有分晓。”
这是折中方案，既保证了朝廷对武力的控制，又给了商人一定的自卫权和参与感。几番拉锯，各方终于勉强达成初步共识。一份盖有江南布政使司大印和十几家商号花押的《合资兴办市舶海关及护航事宜契约》草案，被小心封存，准备送往武昌做最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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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虽未公开，但南京城中嗅觉灵敏的阶层已然感受到了风向。茶楼酒肆间，开始有人低声谈论“海贸大利”，有实力的家族开始暗中清点资产，联络船匠，甚至悄悄打听那些被郑家垄断的南洋航路详情。一股难以抑制的、指向海洋的躁动，在江南的骨髓里悄然滋生。
北京，紫禁城。
武英殿里的地龙依然烧得很旺，但多尔衮却感到一种从心底泛起的寒意。真定失守的阴影尚未散去，辽东那边济尔哈朗送来的奏报，更让他心烦意乱。渗透、煽动、小规模袭扰……这些手段阴险而有效，像钝刀子割肉，不致命，却让人血流不止，疲于应付。
更让他不安的是南方。南京易主后，他派去的几批细作要么杳无音信，要么传回些真假难辨的消息。只知武昌方面似乎在江南推行什么“新政”，具体内容却探听不清。而福建郑芝龙那边，使者带回的口信依旧暧昧不明，既要价极高，又迟迟不见实际行动。
“林慕义……你到底想干什么？”多尔衮盯着舆图，喃喃自语。真定是佯攻变主攻，辽东是跨海奇袭，江南在整合消化……对手的每一步都出乎意料，却又隐隐形成合力。这种无法把握对方战略重心的感觉，比面对千军万马的正面冲锋更让他难受。
“王爷，”范文程悄步进殿，低声道，“刚收到山西姜镶密报。”
“讲。”
“姜镶称，已遵王爷密令，派出数股兵马，出太行山，袭扰彰德府（今安阳）、卫辉府一带，确有斩获，焚毁南蛮粮囤数处，俘杀其斥候、民夫数百。然……”范文程顿了顿，“南蛮似乎早有防备，其粮道并未因此断绝，反而加强了沿途护卫。且姜镶部兵马折返时，在壶关附近遭伏，损失了一员参领和两百余骑。伏兵装备精良，疑似南蛮正兵。”
多尔衮眼神一凛。袭扰侧后的策略，刚一开始就碰了钉子？林慕义在真定前线鏖战之余，竟然还能顾及山西方向？
“陕西孟乔芳那边呢？”
“尚无动静。孟乔芳只回称‘谨遵王命，整军戒备’，却未言出兵。”
多尔衮心中那丝不安更加浓重。姜镶的挫败，孟乔芳的观望，是否意味着这些降将已然心生异志？或者说，林慕义的手，已经伸到了山西、陕西？
“告诉姜镶，袭扰之事，量力而行，以保全实力为上。再给孟乔芳去信，措辞严厉些，问他究竟是何打算！”多尔衮烦躁地挥挥手，“另外，关外蒙古诸部的援兵，何时能到？”
“科尔沁、察哈尔等部已答应出兵，但称风雪阻路，粮草筹措需时，最快也要二月末、三月初方能汇集入关。”
二月末、三月初……多尔衮望向窗外。庭院中积雪未化，但檐角冰棱已开始滴水。春天不远了。可这个春天，等待大清的，会是冰雪消融后的生机，还是更加猛烈的惊涛骇浪？
他忽然想起少年时，在赫图阿拉老林子里狩猎的情景。最危险的往往不是正面扑来的猛虎，而是藏在灌木深处、不知何时会窜出来咬你脚踝的毒蛇。现在的林慕义，就像同时放出了猛虎和无数毒蛇。
“水师……”多尔衮猛地转身，“我们自己的水师，如今何在？可能南下，与郑芝龙合击武昌水师，至少打通渤海，解辽东之困？”
范文程苦笑：“王爷，我朝水师本就薄弱，旅顺水寨新遭重创，登莱水师残存无几，且舰船老旧，恐非南蛮新式战舰之敌。郑芝龙……又态度不明。”
海上！又是海上！多尔衮感到一阵无力。这个他曾经忽视、甚至鄙夷的领域，如今竟成了勒住他咽喉的绳索。
潜流在冰封的河道下汹涌，只待春雷一响，便要破冰而出，改换山河旧貌。而能否驾驭这股潜流，将决定谁能在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