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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见深的目光死死锁定在档案页面的黑白照片上。那把匕首——云纹缠绕的刀柄，冷冽的线条——与他在幻觉中看到的凶器一模一样。一种冰冷的确定感顺着他的脊椎往下爬。那不是梦，而是某种形式的记忆，来自另一个陈见深的记忆。
“墨香斋...”他轻声念出这个陌生的名字，那是百年前那位陈见深在潭州经营的书店。
老管理员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好奇：“你对这案子有兴趣？确实是个悲剧啊，好好的一个读书人，就这么冤死了。”
“书店在什么地方？”陈见深急切地问。
“早没啦。”老人摇摇头，“原址应该在现在的文化街那一带，但具体是哪栋房子，谁也说不清了。民国二十七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潭州，整条街都毁了。”
陈见深谢过老人，复印了相关档案，匆匆离开。文化街——这至少是个线索。
走在潭州古城的街道上，陈见深感到一种奇异的熟悉感。某些拐角，某段石板路，都与他那晚的幻觉隐隐重合。他按照路标指示来到文化街，这里如今是热闹的旅游商业区，两旁是仿古建筑，售卖着各种纪念品和小吃。
他沿着街道慢慢走着，试图在喧嚣的现代景象中捕捉一丝过去的痕迹。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袭来。眼前的景象开始晃动、重叠——现代的仿古招牌与记忆中老旧的店铺招牌交错闪现。
“见深...这里...”
那声音又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几乎像是有人贴在他耳边低语。
陈见深稳住身形，强迫自己深呼吸。当他再次抬头时，目光被街角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吸引。那栋楼的建筑风格与周围的仿古建筑明显不同，墙体的青砖已经风化，屋檐下的木雕也磨损得厉害——这是真正的老建筑，侥幸逃过了战火。
他不由自主地向那栋楼走去。一楼现在是家奶茶店，门口排着长队。陈见深绕到侧面，发现了一条窄窄的通道，通向楼后的小院。
院子里杂草丛生，角落里堆放着废弃的桌椅。但吸引陈见深目光的，是院中央那棵巨大的榕树，枝叶繁茂，至少有几百年树龄。他走近榕树，伸手抚摸粗糙的树干，一种难以言喻的熟悉感涌上心头。
“就是这里...”他喃喃自语。
“喂！你干什么的？”一个粗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见深转身，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穿着保安制服的老人正警惕地盯着他。
“对不起，我只是...觉得这棵树很特别。”陈见深解释道。
老人的表情缓和了一些：“是啊，老榕树了，据说民国时候就在这儿。这后院平时不让外人进的，你是游客？”
陈见深灵机一动，掏出记者证：“我正在做一个关于潭州老建筑的专题报道。老人家，您对这栋楼的历史了解吗？”
保安老人眯起眼睛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我在这儿工作了十几年，听以前的老人说，这栋楼民国时候是家书店，叫什么...墨香斋？对，就是这个名字。”
陈见深的心猛地一跳。他找到了，百年前那位陈见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您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关于这家书店的老照片或者更多资料吗？”他急切地问。
老人想了想，指向街道另一端：“你去问问老周，他在文化街开旧书店四十多年了，收集了不少老潭州的照片。”
陈见深谢过保安，按照指示找到了那家名为“拾光”的旧书店。店面不大，书架高耸至天花板，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特有的气味。
书店深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戴着眼镜修复一本古旧的书册。听到门铃声响，他抬起头，温和地笑了笑：“随便看，需要什么叫我。”
“请问是周老先生吗？”陈见深走上前。
“是我，你是...”
陈见深再次出示记者证，说明来意：“我正在研究文化街的历史，特别想了解一家叫‘墨香斋’的书店。”
老周的表情微微一变，他摘下眼镜，仔细打量着陈见深：“墨香斋？很少有人问起这个地方了。你怎么知道这家书店的？”
陈见深犹豫了一下，决定部分坦白：“我家族中曾有人在潭州生活过，可能与那家书店有关。”
老周点点头，慢慢站起身：“你稍等。”
他在书店最里面的一个文件柜中翻找片刻，取出一个旧纸盒，回到柜台前。
“我收集了不少老潭州的照片，墨香斋的...应该有这么一张。”老周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从纸盒中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推到陈见深面前。
照片上是一间整洁的书店门面，匾额上“墨香斋”三个字清晰可辨。店门前站着一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面容清秀，眼神温和，手中拿着一卷书。尽管照片已经斑驳，陈见深依然能辨认出——那就是他在幻觉中看到的“自己”。
“这就是书店老板，陈见深。”老周指着照片上的年轻人，“听我父亲说，他是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经常免费让穷学生来店里看书。可惜啊，卷进金店劫案，冤死狱中。”
陈见深凝视着照片，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那是他，又不是他。相同的名字，相似的面容，相隔百年的命运却以如此诡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关于那起案子，您还知道什么细节吗？”陈见深问，“档案上提到一个叫赵魁的真凶，您听说过吗？”
老周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赵魁？那可是当年潭州一霸。不过...”他压低声音，“有传言说，赵魁能逍遥法外那么久，是因为有保护伞。”
“保护伞？”
“警察局里有人。”老周的声音几不可闻，“我父亲当年在报馆工作，私下里记录过一些事情，从没公开发表过。”
老周再次翻找文件柜，取出一本皮革封面的笔记本，纸页已经发黄脆化。
“这是我父亲的笔记，他去世前交给我的，说如果有一天有人真正关心这起案子的真相，就把它交出去。”老周意味深长地看着陈见深，“我想，这一天到了。”
陈见深接过笔记本，手指微微颤抖。他翻开第一页，上面用钢笔写着：
民国七年永昌金店劫杀案调查笔记 - 周明达
“这太珍贵了...”陈见深激动地说，“我可以借阅吗？我保证完好归还。”
老周点点头：“拿去吧，它在我这里存放了半个多世纪，也许是时候让真相大白了。”
当晚，陈见深在旅馆房间里仔细阅读周明达的笔记。这位当年的记者显然对官方结论心存疑虑，私下做了大量调查。
笔记中记载，永昌金店东家刘永昌与警察局副局长孙秉德关系密切，而赵魁多次犯案却能逍遥法外，很可能是因为定期向孙秉德行贿。案发前一个月，刘永昌曾与孙秉德发生过激烈争吵，原因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