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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心中哀叹：“完了，彻底文盲了！这比我当年背《出师表》难一万倍！”
他只能继续硬着头皮，充当一个迷茫的旁观者，深刻感受到了汉末顶尖知识分子圈层的文化壁垒。
这水，太深了！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想他一个现代人，跑到汉末跟顶尖学者聊经学，简直是自取其辱。
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当个安静的吃瓜群众。
激烈的经义之争暂告一段落，学宫内的气氛却并未轻松下来。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眼前这令人忧心的世道。
先前言语交锋的锋芒，化作了沉郁的叹息与务实的探讨。
庞德公长叹一声，那叹息仿佛带着北地烽烟的焦灼。
“去岁有友人自颍川北上，欲归河内，其所见……
唉，言道自洛阳以东，直至荥阳、中牟，二百里内，几无炊烟。
昔日繁华京畿，如今阡陌荒芜，村落尽成墟里。
白骨露于野，非虚言也。
更有流民络绎于道，面如菜色，衣不蔽体，倒毙于途者，无人收殓，任由鸦雀啄食……
此情此景，每每思之，令人心胆俱裂。”
他的描述具体而微，将一幅人间地狱的画卷缓缓展开，学宫内一片寂静，唯有沉重的呼吸声。
司马徽接口，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无力感。
“董卓一把火，烧的不只是洛阳宫室，更是天下纲常。
如今关东诸公，名为讨董，实则各怀私心，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苦的，终究是黎民百姓。
我荆襄之地，赖刘景升勉力维持，暂得安宁，然亦如风中残烛，不知能持几时。”
他将个人的悲惨上升到秩序崩坏的高度，点出了安宁的脆弱性。
黄承彦的忧虑则更为具体，他轻抚着身旁的一卷帛书，沉声道。
“战火一起，玉石俱焚。
诸子典籍，先贤心血，毁于兵燹者不知凡几。
老夫与几位友人，正尝试将重要经书，以新近改良之‘左伯纸’抄录副本。
此纸虽不及缣帛坚韧，却远轻于竹简，易于携带藏匿。”
他提到了一种当时较为先进的纸张。
宋忠补充道：
“不仅如此，还需寻觅稳妥之地。襄阳城内虽安，然非万全。
我等商议，或可将部分抄本，分藏于岘山、鹿门山等处的世家坞堡密室之中，多重分散，以期薪火不绝。”
他们讨论的已不仅是学术，更是在为文明的火种寻找避难所，其思虑之深远，让邓安动容。
话题继而转向如何在乱世中生存。
庞德公分析道：
“荆州七郡，目前看来，以南郡襄阳、江陵为核心，江夏虽有黄祖镇守，然直面孙坚兵锋，并非万全。
零陵、桂阳地处南陲，山峦阻隔，或可暂避兵祸，然蛮夷杂处，开发不易。武陵郡亦然。”
黄承彦则更关注具体生计：
“若要开垦荒地，首选近水之下田。
然需注意排涝，可效仿先秦旧法，修建陂塘，旱则引水灌溉，涝则泄洪。
种子亦需精选，襄樊一带稻种尚可，若能引入交州占城之稻，或可增产……”
他开始涉及具体的水利和农业技术。
司马徽提醒道：
“开垦虽好，亦需依仗地方宗族。
蒯、蔡、庞、黄等家，在各地皆有田庄坞壁。
欲行事，需得其首肯或合作，否则寸步难行。
譬如宜城西山、中庐河谷等地，多为蒯氏产业；而那鱼梁洲左近，则是蔡家势力范围……”
他点出了在荆州行事无法绕开的地方豪强势力。
邓安听着这些讨论，相比于之前的经学辩论，这些内容他总算能听懂大半了。
他能理解战乱的残酷，明白保护文化的重要性，也对寻找安全之地、开荒种地有了概念。
但是，当话题深入到具体的地理位置如岘山、鹿门山、宜城、中庐、技术细节陂塘修建、占城稻、以及错综复杂的家族势力分布蒯、蔡、庞、黄各自的地盘时，他又开始感到力不从心。
他知道“占城稻”大概是很高产的稻种，但具体如何引入、种植条件是什么，一无所知；
他知道豪强很重要，但蒯家、蔡家具体掌控了哪些资源，与其他家族关系如何，对他而言是一团迷雾；
他知道要修水利，但“陂塘”的具体形制和工程要点，更是他的知识盲区。
他就像一个刚刚学会看地图的人，突然被要求去规划一个国家的区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空有想法，却缺乏支撑这些想法的具体知识和本地信息。
这种“半懂不懂”的状态，反而更让他焦躁，意识到自己距离真正融入和理解这个时代，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他或许能带来一些超越时代的理念，但要将这些理念落地，需要无数像眼前这几位名士所掌握的、扎根于这片土地的“细节”来填充。
就在邓安为此感到些许气馁之时，话题再次转向，这一次，直接戳中了他最敏感的神经——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