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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酷暑难当。
辽东大地，战云密布，杀气凝霜。
大明皇帝朱由检那不容置疑的最后通牒，如同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沈阳城内每一个后金留守人员的心头。
近一个月的时间，在绝望的煎熬和激烈的争吵中飞速流逝。
沈阳城内，早已粮草匮乏，人心惶惶。
留守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和镇国公拜音图，面对大明开出的两条“生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
主战派以拜音图为首，声嘶力竭地主张焚城殉国，玉石俱焚；
而更多拖家带口、眼见生路渺茫的贵族、官员和普通旗丁，则倾向于求生。
远在三韩的皇太极虽心急如焚，却鞭长莫及，也不敢率残部回师。
只能通过零星信使传达“相机行事、保全族众”的模糊旨意，这反而加剧了城内的混乱和分歧。
七月初十，最后期限前五天，一场激烈的争吵在郑亲王府爆发。
“投降？改汉姓，易汉服？那还是我们女真人吗？！对得起太祖皇帝的在天之灵吗！”拜音图目眦欲裂，手按刀柄。
“不投降，难道真要走那条‘东渡’的死路？”
一位家眷众多的梅勒章京哭诉，“步行穿越三韩？那是千里坟场啊！老弱妇孺怎么走得到？明人这是要借刀杀人！”
“留在沈阳就是等死！明军的红衣大炮已经推上前沿了！”
争吵不休，几乎火拼。
济尔哈朗面色灰败，优柔寡断的性格在此刻暴露无遗。
他既无代善的威望，也无皇太极的决断，难以统合各方意见。
最终，在巨大的内部压力和明军围城的死亡威胁下，沈阳留守集团被迫做出了分裂的决定。
他们无法强迫所有人一同赴死，也无法说服所有人一同承受屈辱的流放。
除了大部分汉族人员愿意留下来外。
第一条路（归顺大明）：由已故大贝勒褚英之子、年轻且对汉文化有所了解的杜度牵头，联合一批早已心向大明或为家族存续而妥协的中下层贵族、官员以及大量普通旗丁、包衣阿哈，共计约两万余人（以老弱妇孺及无心再战者为主），决定选择归顺。
他们派人缒城而下，向明军递交降表，表示愿意遵从大明皇帝的一切条款，改汉姓，易汉服，接受安置。
第二条路（东渡倭国）：以拜音图、以及部分誓死效忠皇太极的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为首，率领约一万五千名（以青壮兵将、部分顽固贵族及其家眷为主）死硬分子。
他们的家属，加上其他地区的出兵三韩军队的建奴、蒙古、汉人家属五万多人，总人数近十万人，决定踏上那条九死一生的东渡之路。
他们宁愿去海外搏一线虚无缥缈的生机，也不愿低头做“明狗的顺民”。
济尔哈朗在最后关头，出于保全部分宗室血脉的责任，也痛苦地选择了加入东渡队伍，使得东渡人数直接突破十万人。
七月三十，期限已至。
沈阳城门缓缓开启。
选择归顺的队伍，在明军冰冷的刀枪监视下，扶老携幼，步履蹒跚地走出这座他们曾经视若珍宝的“盛京”。
许多人回首望去，泪流满面，却不敢停留。
他们被明军迅速分散看管，等待后续的甄别、迁徙和安置。
同日，选择东渡的其他地区的队伍也过来一同集结。
按照明军的严令，他们被严格搜查，只能携带极有限的口粮、少量财物和简陋武器，大型牲畜、大部分金银细软、军械甲胄均被扣下。
女真建国这么多年所积攒的财富，一朝基本被打回原形。
但是没办法，试图藏匿财产的要么被拳打脚踢，要么脑袋搬家，被挂在城墙上。
大明如今的残暴，比之建奴也不成多让，连那些来自蒙古的骑兵，对此也是兔死狐悲，战战兢兢。
可惜，大明现如今已经没有老学究或者圣母党敢对此多言一句。
因为搞不好，他们的脑袋也要挂上去。
原本的辽东守军将一分为二，除了一批年轻青壮和境内增援的新军成为黑水边军外，大部分岁数大的将成为东北和三韩的第一批移民。
是的，虽然是边军，虽然战力强大，但这些兵油子的纪律性实在是不堪入目，不适合成为新军，所以也算物尽其用了。
其中一部分留在东北，暂时先成为地方守军或者衙役，负责东北治安，随后将在各地安家落户。
明军将领曹文诏派出一支精锐骑兵，伙同来自辽东边关的另外八万余守军，还有现在三韩境内的几万京营官兵们、锦衣卫们，负责“护送”庞大的流徙队伍启程。
当然，所谓的“护送”，实则是监视和驱赶，把他们当做人质，防止他们中途溃散或劫掠。
不过，看看那些凶神恶煞、不怀好意的大明边军们，这十万移民，有多少能到达目的地还真是个未知数。
八万余辽东守军，除了护送，同时，也增援在三韩的京营官兵，最主要的任务是逐步分兵占领三韩的主要城市，维持治安，为彻底吞并三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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