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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汉十六年·春·长安第一章：
长安城浸泡在一种庄重而持续的哀恸之中。卫太后薨逝的噩耗，如同沉重的铅云，笼罩着宫阙的每一个飞檐。
未央宫、长乐宫皆缟素，往日朱紫辉煌的廊柱被白绫缠绕，宫人内侍皆着素衣，步履匆匆而寂静，连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香烛和悲伤的气息。
在长乐宫正殿，太后的灵柩安然停放，接受着皇室宗亲、文武百官的依次祭奠。哀乐低回，诵经声不绝于耳。
皇帝刘据一身粗麻孝服，跪坐于灵侧偏殿，面容憔悴，眼眶深陷，任谁看去，都是一位因丧母而悲痛欲绝的孝子。他时而垂首拭泪，时而凝视母亲的灵位，神情哀戚。
然而，在这极致悲伤的表象之下，刘据的内心却如同暴风雨前的海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卫太后的离世，于公于私，都对刘据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于私，他失去了最后一位至亲长辈，那种无处依托的孤寂感时常侵袭着他；于公，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时间的无情和巩固刘氏江山、强化皇权的紧迫性。
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虽开创了“靖汉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帝国的肌体之下，隐患从未真正消除。
其中，最让他如鲠在喉的，便是宗室藩王与功勋列侯集团的尾大不掉。
自文帝、景帝以来，削藩一直是中央朝廷的核心议题之一。七国之乱的教训犹在眼前。武帝时期，通过“推恩令”等手段，不断分化、削弱藩国势力，取得了显着成效。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许多藩王列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虽不敢明着对抗中央，却在封国内恣意妄为，生活骄奢淫逸，不断兼并土地，隐匿人口，甚至私蓄武装，结交豪强，成为地方上的土皇帝。朝廷政令到了他们的封地，往往大打折扣。
刘据登基后，虽大力推行新政，发展经济，安抚百姓，但对于这些盘根错节的宗室勋贵集团，一直采取相对怀柔的策略，主要以安抚、监察为主，未进行大规模的铁腕清算。
这并非他心慈手软，而是时机未到，需要优先处理更紧迫的边患和内政问题。
如今，情况不同了。漠北已定，西域虽有小挫但大局在握，国内民生恢复，国力日益强盛。刘据的统治威望如日中天。而卫太后的葬礼，恰恰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国丧期间，天下瞩目，礼法至上。 所有刘氏宗亲、功勋后代，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齐聚长安奔丧。
这就将他们从各自经营已久的封地“巢穴”中剥离出来，集中到了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在繁复严苛的丧礼仪式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极易被抓到各种或真或假的“错处”。
而“孝道”，在这个时代，是高于一切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枷锁。以此为由进行整治，名正言顺，阻力最小，且能最大程度地争取舆论同情。
刘据深知，这是他彻底削弱这批势力，将权力和资源进一步收归中央的绝佳机会。
母亲的葬礼，固然令他悲伤，但作为帝王，他必须将这份悲伤转化为巩固帝国未来的力量。这或许，也是一种另类的“告慰”。
早在太后病重期间，刘据就已暗中授意御史大夫、绣衣使者以及忠诚可靠的宫中郎卫，开始了一项极其隐秘的任务：全面搜集、核实所有前来奔丧的藩王、列侯及其家眷的“黑材料”。
这些材料范围极广：
在封地是否有过诸如“欺凌百姓”、“贪赃枉法”、“僭越礼制”、“私通外官”等不法行为？虽然以往可能被其掩盖或地方官睁只眼闭只眼，但现在都被重新翻出，仔细记录在案。
在奔赴长安途中，是否有抱怨、不敬之语？入京后，在等待觐见、守灵期间，是否有任何不合礼仪的举动？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疏忽，都被暗中记录。
其子弟、翁主（诸侯王之女）们，平日名声如何？是否有劣迹？在丧期是否严格遵守礼制？这也是一个重点突破口，许多藩王自身谨慎，但家眷往往成为弱点。
绣衣使者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无声息地笼罩在所有宗室勋贵的头顶。他们的行动效率极高，很快，一份份密报被送入宫中，呈递到刘据面前。
刘据在守丧的间隙，强忍悲痛，仔细审阅着这些材料。他的目光冷静而锐利，如同猎手在筛选猎物。
他并非要一网打尽，那样会引起恐慌和反弹。他要的是精准打击：选择那些确实劣迹斑斑、民怨较大、或封地位置重要、或其存在本身就对中央构成潜在威胁的目标。
同时，也要顾及宗室内部的平衡，避免给人以“刻意铲除异己”的印象。
最终，一份名单在他心中拟定。其中包括三位实力较强、平日就不太安分的藩王，十一位或昏聩或贪婪的列侯，以及七位仗着身份横行霸道、名声极差的翁主。
他们的“罪证”也已准备齐全，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抛出。
时机，就选在葬礼最为繁忙、众人身心俱疲的时刻。
这一日，正是守灵的重要环节，宗室百官皆需长时间跪拜。一位年老的藩王因体力不支，微微晃动了一下，几乎要晕厥。
另一位列侯的嫡子，因守夜辛苦，忍不住在角落打了个小小的哈欠。
这些细微的举动，都被“恰好”记录了下来。
次日，御史大夫的劾奏便如同雪片般飞入偏殿。奏章中，不仅详细描述了这些“国丧失仪”的最新罪状，更是将往日搜集的诸多劣迹一一列举，相互印证，形成了一条条看似铁证如山、罪不容诛的链条。
